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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黑白木刻版画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 宋元以后，随着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民间通俗文学的产生，版画的应用范围渐渐扩大，而木刻版画的面貌开始逐渐摆脱宗教束缚，出现了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如宋伯仁编绘的《梅花喜神谱》就是以木刻版画作为宣传传统绘画的学习范本和达到艺术欣赏的功能体现，还有带有年画性质的《四美图》，这些都是反映宋代木刻版画的发展趋势。 元代版画则呈现书籍插图，画谱和宗教雕版全面发展的趋势。如《饮膳正要》刻本更是根据太医撰写，以图文同时出现的形式直观的讲授膳食对人体营养价值与医疗相关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像《事林广记》、《纺织史话》等木刻，都是元代木刻版画代表作，虽然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但是注意还是在表现民间生活。 明代木板年画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中国木刻版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工商业迅速繁荣以及雕版行业的发展与壮大，为后人考据中国版画史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明代木刻发展强调了木刻版画工整细致的特点，画面更加形象逼真，渗透着浓郁人文气质。如戏曲插图《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 清代木刻版画逐渐向民俗生活广泛发展，大致分为皇室版画和民间版画，前者主要是朝廷承办的机构，大都描写宫廷统治阶层的丰功伟绩。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木刻版画有了很大不同，它不是古代版画直接延续，也不同于普通民间版画，中国木刻版画在鲁迅先生倡导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承载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新兴木刻運动在鲁迅先生的热心提倡和辛勤培育下，于上海兴起。1929年“一八艺社”在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成立，随之其他的艺术团体纷纷兴起。左翼运动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展开的，他们关注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如胡一川的《流离》、汪占非的《五死者》、陈铁耕的《母与子》等一系列作品中无不流露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懑痛恨，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艺术家关注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并进行歌颂和创作的现象，掀开了中国版画发展的新篇章。至此，木刻版画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从而极大地发挥了木刻版画的社会功能，在特殊年代承载了特殊的历史责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艺术家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拿起画笔投身战斗，接近生活，走进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成为了创造对象，这一变化前所未有，体现了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这是这个时期所体现出来的特有的木刻版画形式。 而在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艺术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木刻版画作为当时主要的艺术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期，国内外版画交流日益频繁，我国与日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德国等国家都建立了广泛的艺术联系，开阔了国内版画家的视野，在审美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变得更加多样化，画面内容也变得更加欢快。其中四川木刻版画注重人物刻画，借鉴了欧洲素描明暗手法，形成以黑白人物画为主的木刻风格。回望中国木刻版画发展历程，从最初古代版画到现代版画，经历了从“实用”到“社会”到“艺术”再到“学术”的形态发展。木刻版画也从原先的单单只是一种印刷形式变为了一种艺术表现方法。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木刻就其自身特点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很长一段时期之内，甚至直到今天，黑白木刻依然给人以形式单一，大块黑白的印象。木刻语言仿佛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老套的表现方式，其实不然，它也在随着时代发展的影响而不断产生变化。在90年代以后，当版画开始不满足于表面的再现生活，而以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为最终目的。按照版画自身发展规律从“深”和“广”两个方面对本土文化及民族精神进行挖掘，为当代版画的多元化发展做了巨大探索。 首先创新思维的运用就必不可少。当今社会的多姿多彩，网络的便利，社交的便利，使得当代版画家的视野也就更加开阔，木刻表现形式及表现主题多种多样。比如版画家喻涛的木刻作品《城市系列》，作品抓住了所表现城市的共性，充分利用木板本身纹理，几个大块面黑白灰层次概括有效分割了画面，细腻的木刻刀痕使得作品产生如同铜版画的温润效果。又比如艺术家徐冰，作品《天书》，将木刻与装置艺术结合，突破了版画一直以来架上展览的形式，使得版画这种艺术形式更具有了当代性。这就是当代版画家在木刻创作中的突破，无论是从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实现了木刻语言的创新和转换，从全新的角度对木刻语言进行了探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下，文化艺术的融合与本土化成为当代学术的焦点问题，全球化在当代艺术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族艺术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原来较为封闭的狭隘，走向大众走向世界。这就给当代的艺术创作者提出来一个如何把握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以独创性和个性经验为基础的当代艺术怎样获得大众认可，又拥有本土精神，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