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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诗英译中音乐形象思维的特点 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华,是文学的灵魂,是最精练的艺术形式;其主要特征有: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感情强烈、想象丰富;语言精练鲜明;韵律和谐,节奏鲜明,含意丰富,意境深远,饶有余味。它最重要的要素是思想感情、意境形象、音韵节奏和风格神韵;唐诗就是这几个方面的统一体。 在传达唐诗的意美和形美时,若把有韵有调的格律体诗词译成只有节奏而不押韵的自由体诗,那就是过于不及了,因为自由体诗的译文即使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意美,深邃的意境和强烈的情感,也无法表现古典诗词因对仗工整、音律和谐而产生的无穷魅力,无法使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化交流,使两种文化都得到提高。唐诗的诗韵早已具备,即使免韵是现代英诗写作的主流,但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若能以格律诗译格律诗,既讲求格律又无损原意,仍当属上乘。闻一多混过:“带着镣铐跳舞,跳得好才算真好。”既然诗人愿意带着音律的镣铐跳舞,译者又有什么理由丢掉这副镣铐呢?英国作曲家普赛尔(Purcell,1659—1695)在歌剧《女先知》的献辞中也有一个经典的昭示:“音乐和诗歌始终被视为同胞姐妹,她们手拉手地相互支持;如果说诗歌是词句的和谐,那么音乐则是声音的和谐;如果说诗歌是对散文和演说的超越,那么音乐则是诗歌的提升。虽然两者都自为地闪着自己的光辉,然而当她们一起登场时,肯定是最引人入胜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比她们这两方面的结合更完满的了,因为她们此时所显现的就好比一个人的灵魂和美。”音乐艺术创造的音乐意象,其核心内容是情感或情绪,可以说音乐意象是典型的“情感形式”,其所采用的感情媒介即乐音而制作的形式,是流动,在时间中运行,而情感也是流动的,在时间中绵延,二者同构对应。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绮”指诗歌言辞的文采,靡则指言辞的声律;雅克·马利坦说,“诗没有音乐就不成为诗”,同是艺术情感的脉动,使音乐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语言中的音乐思维 根据中国古人的理解,言最初是与音相通的,构成言的音就是讲究规律的。《三国志·释管传》注引刘长仁语:“生民之音曰言。”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称“言与音初本同字。”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中说:“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言语。”在本源意义上,音乐是人的有声语言的摹仿与升华。音乐接近于人的自然语言的音调、节奏等原生体。音乐和语言分属于人脑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但关系密切。对音乐来说,左脑主管旋律、和声等音乐语言的认知分析,右脑负责节奏、音色、音调、响度等音乐官能感觉。右脑为音乐的优势半脑。语言也是左脑专司词义和语言的连续,而右脑则分管声调、情绪性及文字识别。左脑为语言机能区,或称语言的优势半脑。但是,音乐和语言的获得机制均离不开左右脑的分工与协调。音乐美与语言美构成了审美听觉领域内同源分流、变相和鸣的两大支脉。 音乐是以流动的音响(乐音)和节奏而有机构成的听觉符号形式。音乐以音响的流动性、意义性和优美性为特征,又表现为时间性、象征性和非再现性的特点。语言与音乐有直接的联系,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音声。音乐与语言一样可以有共同的所指,音乐具有与语言相同的性质,它是另一种语言。音乐的物质性是与语言相同的,但作为精神层面与人的思维方式却与语言不同,一个音符、旋律都不具有完全固定的思维意义,最美妙的音乐也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判断。但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与语言又有一种根本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符号化产物,在表达人类精神特性这一角度上是相同的。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就更为密切。 唐诗中的音乐思维 文学语言的音乐性跟音乐的基本要素(旋律、节奏、和声)相关,音乐本质上是审美的,音乐的美,代表了人类情感的声音形式,而音乐美的产生,正是人类寻求情感的声音形式的产物。舒曼说:“音乐是灵魂的完美表现。”音乐美的魅力被视为“天籁之音”。乐美的奥秘在于音乐美的特定形象和音乐的各种审美要素。 唐诗富于音乐性。《尚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和谐的音韵,鲜明的节奏,是唐诗的又一基本特征。音乐性在唐诗中有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便是押韵。凡优秀唐诗多是通过音节的均匀,语言的对称,达到节奏的和谐;通过押韵和平仄的交替使用,使音调谐和动听。当然,唐诗的节奏还与诗行、音节、对仗等密切相关。句式大体整齐不仅是为来哦形式美观,更主要的是句子长短适宜。排列得体更宜于表达思想内容,同时节奏也显得均匀明朗,押韵也较自然。长的诗句音节多,节奏缓慢,宜于表现复杂、细腻或奔放的感情。短的诗行节奏短促,适宜于表现强烈有力、激动跳跃的情感。一首诗有韵律、有节奏,读来才会自然流畅,诗人的音乐思维随着情感的起伏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如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里,诗人的音乐思维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