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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女性写作：困境还是胀破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无意识场景”的女性书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向着客观的现实世界与历史场景转移。原来在陈染、林白们笔下的隐秘的内心经验，在经过了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化改造之后，在近年中又返回了妇女世界、特别是底层世界的生存挣扎。很显然，女性写作经历了出走———返回———再出走———再返回，以及想象———个体经验———集体或时代经验的游移与变迁。这当然是机遇、打开、胀破和无限可能性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毋庸讳言，在返回身体和现实的过程中，女性叙事或女性经验的书写也不断面临误区和困境，即不断地丧失：在强调内心化的时候会丧失现实性，在强调身体性的时候会丧失伦理性与文学性，在强调现实问题性的时候又丧失其性别特征。这个困境当然有着先天的原因，也即女性主义诞生即存在的相对性悖论的原因，也有这些书写形态本身的局限。总体上，在近年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几代女性作家们，像林白、方方、残雪、迟子建、王安忆、孙惠芬、徐小斌、盛可以、卫慧、张悦然……她们日益淡化女性经验表达的特征和迹象，这究竟是无奈的衰微，还是主动的出走和胀破？显然，这一动向映现着时代气候、批评舆论与女性写作之间潜在而隐秘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揭示，连同对转向之成败的探讨，在我们看来，也许将有助于对新世纪女性写作变动进行描述、理解和把握。 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误区 王 玉 “美女作家”的标签、“身体写作”的概念成了世纪之交文坛最热闹的风景。随着沸沸扬扬的争论，女性写作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一时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似乎成为同义词。短暂的热闹之后，“美女作家”成为昨日黄花，女性写作也陷入沉寂和困境。在这场热闹中，“女性经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其含义的歧异和暧昧，曾使女性写作的声誉蒙羞受损。反思“女性经验”不断地被误读、挪用的事实，对认识当下女性写作的困境和问题尤其必要。 “女性经验”是一个来自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概念。当代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即使像她们的前辈那样，争取到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却无法逾越男性文化和男权意识的樊篱。当女性第一次从黑暗的历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她们用以自我表达的语言、话语都打上了男权的烙印，她们所依据的依然是男权文化的原则，包括平等的标准、写作的原则、文学评价的标准，甚至道德行为的规范。因此，为了争取真正的文化、心理上的平等和解放，女性应该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法国女作家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这种写作（身体写作）首先让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的身体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史上不属于她自己，而是被剥夺了，女性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女性的身体写作———女性经验的书写，标志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唤醒和自觉，在颠覆、解构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女性自我形象、女性话语和女性文化空间的积极建构。因此，女性经验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作为女性文化的表达策略，女性经验包括两个层面：精神性的存在和物质性的存在。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构成女性经验私人性的、个人性的一面，它是丰富的、多样的，也是驳杂的；同时，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女性所拥有的精神上、心理上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女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铭刻着男权秩序和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压迫和权利的剥夺，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女性经验的私人化的书写，都是一种女性文化和历史存在的隐喻，代表着这一群体边缘性的、黑暗的、沉默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女性经验的“革命性”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当私人性的女性经验升华为颠覆男权话语和抵抗权威的话语资源，在丰富主体心灵的前提下，才获得了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的时候，却发现在市场和名利的诱惑、鼓励下，女性经验已经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物质化、私人化的价值取向正在消解和侵蚀其丰富的内涵和超越性的精神纬度，使女性写作陷入迷途。 女性经验的物质化和单一化。女性经验的界定和描述首先涉及到“女性”这一概念。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发现并激烈批判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性别压迫和性别权利剥夺的现象，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女性又是一个不具有“同一性”的范畴和社会群体，与阶级、等级、政治、国家等这些非性别的概念紧密地连在一起。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与农村妇女对于自身解放和平等的想象及诉求肯定相去甚远，当一部分女性在寻求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时，另一部分女性可能因繁重的劳动而不堪重负。因此，当我们以一部分女性的“经验”作为女性经验的全部，实际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歧视和剥夺。在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中，一种物质化的女性经验正在以相同或相似的面目在女性写作中大行其道。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蝉》中的倪可儿，棉棉的《糖》、《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