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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感下公民基本权利思考 一、公民权利与爱国情感问题的内在勾连 这样看来，“反朝英雄”也值得深思。“反朝英雄”不就是“朝奸”一个吗？为何有“朝奸”？众所周知，朝鲜长期以来所实行的是近乎极端的政治高压甚或是超政治高压。与其说是伴随着政治高压的，毋宁说是作为政治高压的产物，则是长期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在这样的国度，人民近乎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于是，有“胆识”之士能不在鲜明对比之下“向往”作为近邻的韩国吗？由此，作者对两件事情一直难以忘怀：一件事是七八年前，在中山大学岭南律师事务所门口，一位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材料的当事人好象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案子而愤愤不平：“如果这个案子，政府不给一个公道的说法，我就拿着材料到美国去散布这件事情！你这是个什么政府？！还讲不讲公平和人权？！”我一直在想：这个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在乎案件结果本身，而在乎这个案件的结果所牵涉到的他的相关权利包括诉讼权利。本来我想，在一个案件上的权利（可能所牵涉到的不但仅是诉讼权利本身）受到侵损或贬抑，竟至于到他国去贬损自己的祖国？但后来一想，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在心理上遭受“权利危机”时不做出过激行为，则恐怕仍然是“强人所难”。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同学聚会，席间谈到社会黑暗和社会不公时一位同学以玩笑的口吻说：“如果日本鬼子再打进来，我就第一个跑上前去：‘报告太君，我想当汉 奸。’”。本来，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世风之下，不关乎自己切身权利的，还有多少人对社会黑暗和社会不公还会用“我想当汉奸”去宣泄？而社会黑暗和社会不公的“民间话题”竟然会使一个人产生“我想当汉奸”这个自知耻辱又能为自己找到安慰的心理，则说明：不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在当下所谓和平年代，公民权利仍然关乎爱国情感。将这两件事情连缀起来，则即便是和平年代，公民权利仍然维系着爱国情感，进而关乎国家安全问题：国家不给我公民权利，就是国家不爱我；国家不爱我，我何必要爱国家！这样看来，汉奸、“朝奸”都说明着相同的问题：公民权利的剥夺可能会损害爱国情感， 而叛国或卖国只不过是爱国情感被损害的一种极端的结果和极端的体现而已。这样看来，将公民权利剥夺殆尽，其结果不但仅是秩序的“崩盘”问题，甚至可能是亡国的问题，因为敌对势力会乘着爱国感情之虚而入。抗战期间，日本人对其欲拉拢为汉奸的中国人施之以金钱、官位乃至美女，表明上看通过激起物欲、权欲和性欲来达到目的，其实背后也有点权利意识的策略：你看，我给你金钱、官位乃至美女而使你活得像模像样或使你活得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活得像模像样或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这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权利体现。更为严重的是，在当今和平年代，公民权利这根神经更容易牵动爱国情感。具言之，公民权利的贬抑更容易损害爱国情感。何出此言？在封建专制的那个年代，家国一体的观点根深蒂固地禁锢着臣民的伦理世界和价值世界，故权利意识是极其淡薄的，甚至是不应该有的。所以，那种“子不嫌父厉”般的绝对忠孝和臣服思维使得国家给予一个人的权利再少，也极难令其厌弃这个国家，进而也就极难有叛国或卖国行为。而之所以这样，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原因：家国一体的观点及其对人们伦理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禁锢，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被蒙蔽或麻木了。显然，这是从家国一体即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的社会控制模式来考察问题。同样是从社会控制模式来考察问题，当今和平年代，代替国家社会一元化的社会控制模式的是国家———社会二元化的社会控制模式。 在这种社会控制模式中，权利意识在社会这个与国家相对的“一极”中拥有了在一元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中所不曾有的空间。在此不曾有的空间里，权利意识按照自身的本性萌芽着、生长着并勃兴着。实质上，权利意识就是一种诉求意识。当在社会发展的轨道上与政治国家或国家政治比肩而行的时候，如果权利的诉求得不到回应或认可，则权利主体便对政治国家产生抵触、排斥乃至否弃，甚至会将政治国家视为异己的仇敌。而当此时，所谓爱国情感荡然无存，而不爱国的极端表现便是被冠以“汉奸”和“朝奸”称谓的叛国或卖国。实际上，在公民权利与爱国情感的关系中隐含着一个公平的问题。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控制模式形成之后，公民在社会这个极中的权利诉求是向政治国家发出的。而当公民的权利主张在政治国家那一极得不 到回应或认可，则公民便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权利待遇。霍恩说：“正义的第一个标准是尊重人的尊严”。在作者看来，因为尊严是靠权利来体现或以权利为现实载体的，故霍恩的命题能够被转换为“正义的第一个标准是尊重人的权利”。那么，当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则不正义或不公平感势必产生。于是，对政治国家降低或全部撤回某种“钟情”或“忠实”义务，便构成了对政治国家所给予的不公平的权利待遇的一种“抗辩”，而这种“抗辩”在“汉奸”和“朝奸”等“奸”字行为中便构成了对抗“奸字”骂名或解除愧疚的心理盾牌。 而在一元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