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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心理学的和谐发展 一、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受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理论范式和框架也在持续不断地演变。冲突理论模型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早期范式，也是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理论包括现实群体冲突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绝对剥夺理论等类型。 １．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一个人与其他人在认知、情感上出现不相容性便会产生冲突。因此，冲突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在现实群体中，人们为了争夺稀缺资源（如水、耕地、稀有矿产等自然资源），最容易产生敌对性的冲突。同时，外来人口的增加与转移，也会加剧现实主义的群体冲突。对群体间资源的争夺总是伴随着知觉的扭曲，某一群体获取资源的努力会被另一群体视为冒犯和攻击性的行为。这些冲突常常会演变为暴力甚至战争。Ｗｉｎｔｅｒ和Ｃａｖａ认为，“暴力事件常常嵌入在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中。” ２．相对剥夺理论。美国学者达沃斯等人提出，即使不是为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冲突也会发生。例如，某一群体对其生活水平与另一群体加以比较，经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敌对行为。在德国分治时期，东德的年轻人总是排斥西德人。与之相似的是，在南非的后种族主义时代，白人青少年总是倾向于对黑人消极、敌对的行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自然也会深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偏见。如果一些国家失去了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优势，而另一些国家获得了利益，就会刺激不公平感，进而加剧群体之间的冲突。 ３．绝对剥夺理论。绝对剥夺理论认为，绝对的剥夺比如严酷的经济剥夺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证明，绝对剥夺往往是导致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直接原因，像历史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种族的镇压、柬埔寨以及阿根廷的大规模杀戮悲剧的发生，都是绝对剥 夺理论的典型的事例。上述冲突理论普遍强调群体利益差异对社会认知、人类尊严和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暴力现象是引致社会不安定的现实根源，进而催生了和平心理学对暴力问题研究的新转向。近年来，针对消极和平问题，加尔顿等人提出了积极和平的多维理论模型（Ａ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ｅ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他们对暴力现象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新的阐述，认为和平的范围不仅超越国家和地区，也涉及个人、家庭、邻居、社区和其他场所。暴力是对正义、安全和团结的破坏，更是对人权的践踏。加尔顿把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三种类型。根据他的观点，直接暴力主要表现个体间的欺负现象和有组织的战争行为，具有蓄意性、情境性和工具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对人的身体、生命和幸福感的直接伤害活动。结构暴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建构活动。与直接暴力有所不同的是，结构暴力始于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如一些人被赋予了特权，可以有物质的或政治的影响力，而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发展权利。这种暴力相对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具有社会性的合法性，往往表现出对人类幸福感的慢性伤害。文化暴力是一种与结构暴力相关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存在的观念、信仰和思想等意识形态范畴，常常能够刺激或强化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活动。例如，“正义战争”这样一种文化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便有可能支持直接暴力活动，并为结构暴力充当合理性辩护的根据。加尔顿在对暴力现象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对消极和平（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ｅａｃｅ）与积极和平（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ｅａｃｅ）这样两种对策加以区分。所谓消极和平是指努力地减少直接暴力，而积极和平是指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减少阻碍和平进程社会的、种族的、性别的、经济的和生态的障碍。也就是没有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他认为，保持和平、制造和平和构建和平可以逐步地使暴力向非暴力转移，即（保持和平）→解决冲突（制造和平）→社会变革（构建和平）。加尔顿建议使用“积极和平”这一术语来建构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积极和平理论模型”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内外不平等结构的调整与改变。消极和平常常是以偶然事件的关系为前提，而积极和平观念则强调持久的和平需要多层面 的干预、整合。消极的和平趋向于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而积极的和平将挑战现有的结构。加尔顿提出，和平政策的制订者和实践者需要积极干预被战争蹂躏的社会地区，重视社区发展建设与心理创伤治疗，构建系统的和平发展工程。持久的和平不仅要祛除暴力的直接原因而且要处理问题的结构性和文化性根源。 二、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使得理论行动起来，乃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十年来，许多西方研究者总结出了一些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１．冲突解决的技术策略 一些和平心理学家认为，关于冲突解决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寻找“综合的解决方法”，即通过谈判、调解、仲裁、外交、合作性问题解决、单边性的主动行动等技术手段，寻求能够符合冲突双方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