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姜贵我国传统思想道德升华论文.docVIP

PAGE PAGE 8 剖析姜贵我国传统思想道德升华论文 论文关键词:姜贵；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论文摘要:姜贵的小说并非纯粹的“反共文学”。他的创作，一方面通过古代妇女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旨，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对西方文化潮流秉承了审慎的态度。对传统伦理道德层面的扬弃与坚守，是姜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做出的可贵尝试。 现存文学史中，姜贵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战斗文学”的得力健将，他的长篇小说姐妹篇《旋风》、《重阳》被看作“反共文学”的代表作。由是，以往论者多从反共的政治角度去评判姜贵的文学成就。时移世往，当评论者们意识到政治标杆乃是衡量文学最愚蠢的尺度时，当姜贵笔下的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时，姜贵这个名字是否会随着政治历史的烟尘滚滚而去?海外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对姜贵文学创作的评价甚为贴切:“他正视现实的丑恶面和悲惨面，兼顾‘讽刺’和‘同情’而不落人‘温情主义’的俗套，可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的集大成者。”①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怪现状，自身亦如浮萍一般四处漂泊，姜贵不能不思索这一切一切的根源。他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流云般飞逝的时代思潮审慎反思，幽默讽刺地激浊扬清，由此显示出他批判的锐利与坚守的执着。 姜贵本名王林渡，一名王意坚。一九0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相州镇。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稍长又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则纷纷从军保家卫国，其所置身之冲突复杂的文化语境、颠沛流离的生活阅历，无不为激发其创作准备了丰沛的源头活水，尽管作者本人也许更希望放弃这种“文章憎命达”式的生命际遇。 姜贵小说的时代背景，绝大部分以其大陆的生活阅历为蓝本，集中于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他曾经说过:“我所谓自己的东西，既不离经，也不叛道，更不违反国策:不过是我所熟悉的，我所能深人体会的，我认为值得写，适合自己写，写着顺手的一些东西而已”。正是在这些非常熟悉的、融合个体感性体验的过往生活中，姜贵开始经营自己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主题。 姜贵反思的焦点重在传统文化中摧残个体生命的封建礼教，这主要体现在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一为妇女形象。古老的传统中国，受礼教压制最深者莫过于女性，妇女总体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姜贵的故乡相州是山东诸城的一个大镇，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违集》中，姜贵回忆道: “相州称镇，有个土围子，辛亥时候已经开始倒塌，镇在由北而南去诸城的通衙之上，从北门到南门号称五里，实际不过三里，这条南北大街相当繁荣，虽然一下雨就变成一条泥潭，但‘奉旨’的‘贞节牌坊’却不少，隔不多远就有一座，石料质地细密，规模高大，雕刻精致，初次到相州的乡下人，看牌坊也算一景儿。 寡妇用一生的压抑与孤寂换来的贞节牌坊居然沿街林立，甚至成为一大景观，姜贵故乡民风之保守闭塞，礼教观念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之深可见一斑。也许正是为故乡的“名胜”贞节牌坊所震撼，姜贵才对封建礼教“吃人”于无形的本质格外关注。 《曲巷幽幽》中姜贵所描写的小镇，极有可能以其故乡为原型。小镇上“正经人家”的妇女，平日里不能踏出院门半步，不能在陌生男人面前抛头露面，需要买日常用品时则自有专业的卖婆上门。小说中息秀才家的大儿媳妇毓金枝，丈夫早死，她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只是窗子底下巴掌大的一块玻璃。玻璃虽小，却为她提供了全世界。她从小接受传统礼教的熏染，跟自己的小姑说:“做女人省了操心自己的事，不像男人辛苦。出嫁以前，听从父母;出嫁以后，听从丈夫公婆;老了，听从儿子。一辈子都图个现成。这样的福气，男人没有。”④可是她却未有子嗣，她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真熬不过了唯有听从东跨院里那棵大枣树(上吊的意思)。活着没有机会体味生之欢乐，死亡于她反倒是一种解脱，但是她却没有怨尤，稿木死灰般忍受一切，谁让自己命不好呢?《人面?榴花?朝阳》中的媳妇王惜娇命运本来更为悲惨:为冲喜而匆匆忙忙嫁与病危的丈夫，过门当天就从新娘子变为寡妇，成亲几年只出过家门三次，还是为祭奠丈夫。但她也无怨无悔地坚信这是前生的罪孽、今生的宿命。这一类善良懦弱的女性死守着传统社会腐朽的伦理道德，受尽寂寞与凄凉，却还梦想着有一天能“苦尽甘来”，得一块贞节牌坊以“流芳百世”。尽管最后碍于现代读者审美心理的惯性，姜贵为她们安排了命运的转机，但如果不是新思潮影响下社会风气的开放，她们也许只能无可奈何地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了。姜贵以冷峻细致的笔触描摹她们柔弱与屈从的生命轨迹，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封建礼教熏下的又一类受害者。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毕其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古代自先秦时期即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