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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让”承诺：弥补保障不足的有效尝试 追根溯源，“三不让”承诺的基础是铁路系统职工互助的老传统。60%左右的职工工作生活在铁路沿线，且收入低、工作居住分散的现实，使铁路职工互助成为必然 　　54岁的胡恒生是武汉铁路局调度所一名普通的行车调度员，是一个两次换肾依然存活的幸运儿，也是“三不让”承诺的直接受益者。 　　2001年患肾衰竭，他和家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换肾，家里从此却一贫如洗。4年过去了，换肾发生坏死，再次面对巨额治疗款的老胡已经消瘦得不成人样，他决定放弃。然而，老胡是幸运的，2004年，全国铁路系统实行“三不让”承诺（不让一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让一名职工子女上不起学，不让一名职工看不起病），武汉铁路局依照承诺，将老胡列入特别帮扶对象。 　　从第二次换肾到接受重度肺部感染治疗，老胡住院期间共支出各项医疗费用53.68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他报销了39.04万元，路局“三不让”又救助10.33万元，最终胡家只需负担4.31万元。 　　拿着账单，老胡憋了许久，只说出一句话：“我要好好活着，用活着来证明三不让对一个普通职工的恩德。” 　　在全国铁路系统，像胡恒生一样受到“三不让”承诺帮助的困难职工不胜枚举：据悉，自2004年至今，全路累计支出“三不让”资金14.02亿元，共救助困难职工家庭70.37万户次，资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学6.1万人次，救助患病职工21.54万人。“三不让”帮扶系统初现 　　据悉，铁路系统提出“三不让”承诺进入第4个年头，其实施方案正在逐步完善，并实现规范运作。 　　按照承诺，铁路系统对于患病职工的医疗救助实行按病种一次性救助和统筹医疗自负部分按比例救助相结合的助医模式，重大疾病救助标准普遍提高了20～30%，并采取大额医疗特殊补助方式，使胡恒生这样患重病的职工个人负担减少到可以承受的范围，保证其自付部分不超过5万元。 　　在界定困难职工方面，各铁路局和相关企业在执行地方低保政策的同时，根据铁路实际制定低收入困难标准，实行积分建档，使困难职工的界定趋于合理。成都铁路局提出“三个一”工作目标，即“困难职工建档一户不漏，救助内容一项不缺，救助资金一分不差”，调查摸底到职工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地处辽宁西部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沈阳铁路局锦州机务段叶柏寿运用车间，职工家庭收入普遍偏低，依靠一人工资维持生活的家庭较多。铁路局将资金向叶柏寿运用车间这样困难职工较多的站段倾斜，适度提高对一般困难职工的补助标准。 　　在帮困助学方面，根据受教育支出的实际情况，各铁路局将大学贫困生的资助额普遍提高到4000元。哈尔滨铁路局为2428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了327.6万元助学款；2006年，北京铁路局为1284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款共计201.5万元；这个数字在太原铁路局是109.4万元。 　　此外，全国普遍采用了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对救助职工进行管理，并注重将送物质与送精神、救助与互助、“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同时，将落实“三不让”承诺工作纳入工会干部年度目标责任管理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考核标准，保证了该工作的顺利开展。老传统遇到新问题 　　追根溯源，“三不让”承诺的基础是铁路系统职工互助的老传统。60%左右的职工工作生活在铁路沿线，且收入低、工作居住分散的现实，使铁路职工互助成为必然。职工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职工义务服务队，铁路工会组织了一直颇具号召力的互助队伍。 　　医疗改革近20年，“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同时，教育成本也逐年上升。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减压阀”，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纽带。在“减压阀”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一个承担着社会责任的企业该如何作为？ 　　铁路系统拥有220万名职工，1998年，在全国总工会建立“职工互助保障体系”的倡议下，铁路系统将曾经的老互助体系加以规范，新的体系涵盖帮困救助机制、互助保险、互助合作、促进就业、增进福利等内容。 　　2004年，“三不让”承诺由铁道部党组正式提出，改变了过去工会组织的民间行为，升格为党组主要领导参与的行政行为。 　　2005年，铁道部党组下发文件，确定了三不让专项资金提取标准：行政按照全部在职职工收入的1%拨款，工会按照会费的25%出资，职工则缴纳60元～100元“保险费”。由行政管理，工会运作的救助体系基本建立。 　　据悉，2006年，铁路系统共筹集“三不让”专项资金11.49亿元，其中行政拨款5.81亿元、工会注资2.83亿元、职工缴纳2.55亿元、其他来源0.3亿元，筹资总额比2005年提高109%；全年支付5.16亿元，较2005年提高了152%。 　　2007年，一个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三不让”帮扶救助网络基本建立。仅1～6月就筹集5.15亿元专项资金，支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