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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冰的小说场域与价值指涉 近年来，面对社会与文化转型，阐释他者或反观自身，走进历史深处或置身当下世态，作家都在特定文化场域中进行文学的意义建构，用身份政治干预大众生活，用符号与文本深描文学帝国的欲望版图与权力边界。江苏女作家李洁冰从《乡村戏子》到《青花灿烂》等系列文本所建构的小说场域与价值指涉，正是这样的文学生态的经典表征，也是作家心灵游牧的生动表达。a如果说李洁冰小说书写分前、后期的话，长篇《青花灿烂》应该是这个前、后期的边界。前期的小说主要集中在小说集《乡村戏子》里，可以读出文本的纯粹、实验、急切倾诉、多维探索的感觉，题材与场域上偏重故土、年少记忆的再现和都市体验的写意，透过女性身份与命运观照沧桑流变;后期（也是近期）的创作主要是以《魑魅之舞》 《渔鼓殇》 《天堂入口》 《三山巷》等为代表的一批中篇，以及长篇《刑警马车》（与孪生姐姐合著）等，明显给人渐趋从容、犀利、机巧、深藏波澜、思想性与艺术性渐入佳境的印象，题材与场域上着意乡土与都市底层的心灵触摸，前现代与现代的价值交锋，在吹去文化浮尘，解剖人性结构中体现价值指涉。而《青花灿烂》则是深具承前启后意义的一个成果，在城与乡的边界叩问民生，以一个“青花”意象的形塑完成了一次文本与历史的回望与转身前行。而作家以女性知识分子身份，把女性生态作为文学叙事焦点进行持续关注，则表征了作家前后一贯的身份政治意识。 一、地方性知识与立场 李洁冰的小说，与其说是在审视地域文化，不如说是在展示地方性立场。因为她是在“参与”中表达“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不是简单的走访、采风就可获得的，必须有本身就是“土著”或融入“土著”中的鲜活的生活与历史经验，方可能展示“土著”的地方性立场。洁冰曾经作为苏北乡村的“土著”，在那片土地上扎根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她笔下的地域性不是采来的，而是生活来的。这使她拥有了自然天成的地方性知识，不需要刻意去表现、再现、呈现什么，只需把衣袋里、头发间的泥土、草叶、花瓣、麦粒什么的抖出来即可。她中短篇小说集《乡村戏子》和长篇小说《青花灿烂》，以及近期的中篇《魑魅之舞》 《天堂入口》 《渔鼓殇》 《三山巷》等，就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文本。李洁冰的地方性文本展示的是戏子与乡民等底层民众的文化立场。这样展示的意义不在于要批判底层的愚昧、丑恶、阴暗与狡黠，或颂扬他们的智慧、善良、阳光与淳朴，而在于要解读现象背后深藏的文化机理，尤其是底层的生存之道。洁冰所书写的戏子、青花、女巫、牧鹅女、凤、棠、红琴等意象就是一种保持与生活适度距离感的文学“土著”和地方性知识，她们和作家一同生活在“晚近四十年”中的一座村庄、一条河边、一个街巷、一片桑林，她们能携她绣花纳鞋底，她也能领她们戏水弄清波。 作家的宏阔、悲悯、宽容胸怀，是在地方性立场中抚摸、品读非我共同体“活着”的空间，进而在反思自身的偏执与盲点中表征的。他者乃是镜鉴。作家在《有人敲门》中将外在描述与内心独白技巧灵活揉为一体，在“惊悚”的艺术氛围中，推出了一个“轻轻敲门的人”和“我与旅伴”。“在这里，人已经不是作为同类，而是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凶险的概念存在的。”b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建构起一对人的镜鉴，“我”在“敲门的人”这个镜中看到“人”——“我”，竟然如此可怖;“敲门的人”在“我”这个镜中看到“我”——“人”，竟然如此脆弱无助。《一拳抡空》中的小公务员“方有为”“半辈子一忍再忍”，好不容易凝聚起半生的勇气，在异乡为争一个公交车座位用目光“打胜”了一场意志之战时，却发现“败方”是一名腿部残疾的人。“一拳抡空”，本以为自此找回了自信，却空前受伤，连立起身的勇气都没了。异地的公共汽车形构了一个漂浮的“乘员身份”与“竞争共同体”，将残酷的社会争权夺利浓缩成一场争夺座位的“目光格斗”：残疾人凭借“残疾”这一弱势资本占据道德高地，审视与猛刺对手的良知;“方有为”将日常所遭受的万般挤兑转换成强大的精神能量，要在异乡打一场尊严的翻身仗。几分错位，几分滑稽，只有战斗随公交车真实地游荡在街巷里。战斗结束时，残疾人眼里恐怕会多出一个世人道德沦丧的慨叹;“方有为”则看到了“无处突围”的绝境。地方性立场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地方性知识与立场，作家李洁冰才会有写不尽的美人图、牧鹅女、煤油灯、打谷场、桑树林、草台班、麦田、柳青河;才会有槐林玉米花生地，香瓜蜻蜓喇叭花，柳筐毛窝秸秆笼，乡女沐浴芦苇荡;红瓦房，书声朗;教书匠，水音腔;还有随时准备咚地钻进河里的夕阳——道不尽的田园风光，品不完的乡村梦想。读着这样的文本，你没有理由不拍案叫绝。比如，“被问的是女孩，她没有回答。因为它的兴趣在口袋里的钢球上。那个圆圆的溜溜球，是她从另一个比她更小些的孩子那里抢来的。她现在正在手里把玩着，思忖着如何把它拿出来，试着滚一下。然后赶快回家。”c一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