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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加冕主妇”中国曾遇冷 打开文本图片集 82岁的加拿大克林顿镇老妪爱丽丝·门罗竟然没有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长途——她出门去了女儿家并且还睡着了。瑞典文学院的秘书以为，作家们在这一天都有足不出户等电话的习惯。 这位笔耕逾半个世纪的女性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爱丽丝·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也成为了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折桂者。 在获奖之前的多年，门罗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西方评论界曾视她为那类崇高的但可能得不到诺奖的作家，这是一个很卓越的类别，其中包括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当然还有契诃夫。终于，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让爱丽丝·门罗成为遗珠。 虽然爱丽丝·门罗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但在“崇拜长篇小说”的中国，门罗获奖是一个“意外”。获得诺奖之前，门罗的短篇小说在中国一度遇冷。 家庭主妇的文学逆袭 爱丽丝·门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安大略省西南。她老家的小镇叫温格姆，现在她和第二任丈夫住在另一个叫克林顿的镇子，两者相距很近。在上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女人因为婚姻而辍学并不鲜见。大学里门罗遇上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门罗，两人在他22岁、她20岁那年，就迅速结为了夫妻。结婚是件大事，也是巨大的冒险。还有搬家—这事就足够令两个年轻人兴奋不已了。他们搬到了温哥华，他们能力所及加拿大境内最远的地方。让后来的门罗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年轻人建立生活的能力：他们考虑买房子，生孩子，结果一年内他们就做到了。“我们居然在短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 直到37岁，门罗才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她回忆从二十岁到近四十岁的主妇生活，如何忙里偷闲地创作，尤其是抓紧孩子们午睡的时间。“他们从下午一点睡到三点，足够我写出好多东西了。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挺多产的。”她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多少页，甚至质量是无所谓的，数目却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知道明天没有时间，我会提前一天写完。”同时她每天运动，步行5公里，“不因为任何意外而中断”。最多的时候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即便在还没有洗衣机之类家电的时代，她也不觉得时间是个问题。“事实上，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巴黎评论》的那次长篇采访中，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她当时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子，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小说是“来自内心的呼唤” 早在1996年，美国知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时报书评》评论门罗小说时说，“来自内心的呼唤”始终贯穿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呼唤使其作品具有回首往事和自传的特点。 尽管门罗本人多次否认自己作品的自传性，但厄普代克的论断仍深具眼光。门罗的早期创作多为女性成长主题，故事人物是一些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1971年出版的《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就被认为是以门罗自己的生活为模型写作的。 50岁之后，门罗开始爆发惊人的创作力。她笔下的人物也变为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有着欲望和遗憾、强大和软弱。 在1990年出版的《我年轻时代的朋友》一书的短篇《不一样地》中，门罗通過一位中年妇女对往昔的追忆，描写上世纪中叶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对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个体在道德转换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其中不无门罗自己的心影。 进入新世纪之后，门罗的写作非常稳固，通常是有新作先在《纽约客》刊登，之后结集成书。她最新的自传体短篇《亲爱的生活》便是如此。 门罗小说的多数主题是典型“门罗式”的：爱、秘密、背叛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文字简约精当，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像《逃离》里的中年妇女，无处可逃。 “有时候，门罗的故事让人觉得画布很小，时间通常局限在人物一生，地点不脱她熟悉的安大略小镇，人物勉强可以坐满一张普通餐桌，好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类似的人物、情节和时空背景，固定的几位演员在那里走换，电影开始你觉得已经看过，而且不止一次，一旦开始情不自禁又陷了进去——有意思，你告诉自己，看完了只觉若有所思，回味无穷。”台湾作家张让说，张让是台湾出版的两本门罗小说《逃离》（台译本书名为《出走》）和《感情游戏》的译者。 在中国“知天命” 爱丽丝·门罗的50岁生日是在广州过的。 1981年6月底，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门罗和罗伯特·克劳耶奇、艾黛尔·怀斯曼等其他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