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画学研究.docx

古代文学与画学研究 一、求“通”而尊“专”：持续精进的治学风格 即时代精神的影响。 30 余年来，他持续拓展领域，在新时期思想禁锢渐解后，力图渐解诸多学术之“惑”，先后涉足曲学、词学、比较诗学、画学、文化诗学、学术史等诸多领域，且各领域无不“通”“专” 结合，如曲学中的吴梅研究，词学中的辛弃疾及姜夔等词家研究，比较诗学中的诗画关系研究，画学中的宋画与画论研究，文化诗学中的古代文艺与文化关系史研究，学术史中的学者闻一多研究等，均可谓邓乔彬的专门之学。除了持续在紧邻学科间比较、探索以求文艺各类样式的会通，其“求通尊专”更为鲜明的特点还在于始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突破孤立的研究，以比较诗学、文化观照、思想史分析、学术史建构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达到求索中国古代文艺的美学价值、民族特色、文化品质等的研究目的。这个追求随着时间的推演，历经其重比较、重美学、重文化、重思想等治学兴趣变化的过程，由 隐而显，尽显“求通尊专”研究路数的气魄。以画学研究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绘画的题材消长及功能演变》（《美术史论》 1989 年第 2 期）这篇犹如绘画理论简史的长文，经过 90 年代初出版的《有 声画与无声诗》诗画比较研究，至 21 世纪初终成百余万字的长轴画卷 《中国绘画思想史》；以词学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的《论 姜夔词的清空》（《文学遗产》 1982 年第 1 期）、《论姜夔词的骚雅》 （《文学评论丛刊》第 22 期）等文从范畴入手，探索词学美学价值与文化品质，历经《中国词学批评史》《唐宋词美学》《宋词与人生》以及多个词集注释本，终成又一部近 130 万字的鸿篇巨制《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一代有一代之学，在此学术风气下亦可曰代有学人，然同代学人中又是百态千姿的。邓乔彬曾多次谈到历代学者以及他自己的治学方法。他有感 20 世纪以来在以“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研究成为名家而独领风骚时指出：“倘然都走这个条道路，又岂非使玫瑰花和紫罗兰散放‘雷同’的香气？为此，我为自己确立的研究个性是力求在归返于通人之学中体现。随着学术向精深的发展，‘专’ 自不易，遑论求‘通’？但是，材质所限，非风会之所能拘，‘通’虽不能至，予却心向往之。”他所谓“材质所限”，主要指“就我自己来说，识强于才，才高于学，编辞典、搞笺注之类虽非不能，却因重在‘学’而非我所长，所以，我将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与‘识’相关的理论建构上。”关于这个点，他在《为本科生开讲座的体会》一文中有最直接、最形象的说明：“我很信奉科研是教学的基础一 说 始终在科研上不敢懈怠 能持续在深化中开拓研究领域，很 多人‘一生只打一口深井’，我却打了好几口井。”“研究属于‘打 井’，以深度为追求，故应在‘深水区’，且应是‘陌生’的‘泳 池’。如果将人家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当作未开发领域，将人家已有的 成果当作自己所得，若不是故意窃取就实在是无知。”此番“打了好 几口井”的比喻，回应的正是真正志于学时的众多学术问题之“惑”。 这些“惑”，既指研究领域的持续扩展，也指研究方法与目标的层深 递进；同时，结合邓乔彬的治学历程，“这好几口井”表现为“先后 打”“同时打”及“再次打”的特点，于是多井并打，亦多井同时 “汲水”，自然喷涌而出，汇成巨流。因邓乔彬早年以治词曲为主， 于是学界多视他为词学专家。其实，他并不肆力于这种专门之学，尤 其是那种因“专”而“狭”的门径。由此，作者联想到严迪昌与王兆 鹏二位先生的一段对话：王先生曾将 20 世纪词学宗师们的治学特色概 括为“专、精、大”，严先生认为此番概括“很精要”之后补充道： “‘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 宗师们一生并非仅仅专精于词学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 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 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 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 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严先生同时认 为：“‘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相关， 与词史整体性理解和把握相关。”以此来观邓乔彬治学特点，是极为 恰当的。治学而为“通人通儒”，既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点，也是古 代学人的理想，近现代以来虽不乏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等既是 “通人”也是“专家”这类开创新风的学者，但纵观百年余来的重要 学者，“务为专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风气。作 者以为，在中国学术复兴之路上，“务为专家”很重要，但理应更需要“通人通儒”。 二、古代对象与现代起点：“接着讲”的学术史之思 在治学目标之尺度上，司马迁《报任安书》自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要求，无疑是中国学人的至高典范。不过，如何践行这种具有历史哲学尺度的治学目标，在具体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