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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人物。可惜关于他的家世和生平，史籍中的记载简略，且语焉不详。后经范文澜、杨明照等专家学者的考察研究，刘勰的身世逐渐清晰，但也有存疑待考之处。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初年（465），卒于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家族中的名流有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司空刘秀之等；但他本人所在的这一支则比较弱，祖父刘灵真（刘秀之的弟弟）似无名位，父亲刘尚也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 刘勰本人的经历，《梁书·刘勰传》开头有一句简短的描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少年时便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20岁左右母亲也去世了，他孤寂无依，又因家贫而不婚娶。但刘勰自幼好学，从小即怀有美好的憧憬，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在为母守丧三年后，他进入了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所以要进入佛门，一般认为是南朝时期佛教势力兴盛，刘勰想借助佛门优势，凭借自己良好的文化基础求得发展。 定林寺作为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丰富。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并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最终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虽然深受佛家思想的浸润，但刘勰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便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愿望，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现在看来，这部著作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很强，可惜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刘勰没有灰心，他乔装成卖书商贩，拦住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史书记载：“（沈）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机会。 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南朝梁的“奉朝请”，很快又成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掌文书；继而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按惯例，这种职位都是有家族声望的人担任，刘勰能够得到此职务，也说明了萧氏帝王对他的器重。身在王府衙署，刘勰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毕竟森严，他即使有着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也未能在仕途上有持续发展，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刘勰出仕期间也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散见于史传之中。 最终，刘勰离开了仕途，奉敕再入定林寺，协助沙门慧震撰经，并在这里出家，不久便去世了。刘勰在官场和宫廷奋斗求索了三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定林寺，回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僧祐的根据地，这未必是刘勰心甘情愿的，但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刘勰去世后，他的传世作品《文心雕龙》逐渐为后人所推重。该书共五十篇，用骈文写成，每篇篇末有“赞曰”作结。其中《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被放置在书末，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其余四十九篇则可以分为“文之枢纽”（第一至第五篇）、“论文叙笔”（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剖情析采”（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九篇）三个部分。 为什么要取名“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序志》开头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一般认为，这段话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界定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所谓“文心”，就是“为文之用心”。为表示“心”有所本，刘勰还引用了涓子《琴心》和王孙《巧心》。涓子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提到的环渊，他是老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十三篇，属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又著录属于儒家的《王孙子》一篇，注明一曰《巧心》。二书均早已亡佚。之所以用“心”这个字，刘勰解释说因为觉得“心”这个字特别具有“美”感，所以移作书名。用“为文之心”来解释“文心”，饶宗颐先生指出这句解释当本于陆机《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无论是刘勰所说的“为文之心”也好，还是陆机所说的“才士之所作”的“用心”也罢，其意义基本一致，指的是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