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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应为”律之渊源考释
《大清律例 ?杂犯》“不应为”条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 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 杖八十。(律无罪名, 所犯事有轻重, 各量情而坐之。 )”即“律无罪名”时, 以所犯事理轻重为标准, “量情而坐”。 故“不应为”律因其特殊的构成模式与定罪方式 而被学者称为“概括性禁律”之一 [1] 。现存传世律典中,其始 见于唐律《杂律》篇中,称为“不应得为”,宋律承袭之,至明 清则改为“不应为”条。而究其起源是始于唐代或是自古而传 袭,值得探讨。
一、“不应为”律源起问题的梳理 从留世之文献中寻找, 对不应得为律源起有记述的皆为清代 的学者, 如薛允升在 《唐明律合编》 中,沈家本于 《历代刑法考》 中都提到唐“不应得为”律来源。
薛允升对“不应为”律的注解中提到:
不应得为, 即汉书昌邑王传之所不当得为也。 又萧望之传张 敞云:“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 议者言其法可蠲除。 ”[2] 可见,唐律中的“不应得为”来源于汉代的“不当得为”。 而相较于薛氏,沈家本在其书中的考证更为详细:
唐律不应得为在杂律,今列此不应犹不当也,唐律承于汉, 辑证云诵不祥之辞,当即非所宜言,然则此律之由来久矣。 [3]
并引用了《汉书》中记述的“不当得为”的三个例证与《尚 书大传》中汉人郑玄的注释进行对照, 确认“不当得为”为汉律 原文:
《尚书大传》: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祥之辞 者,其刑墨,郑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当得为也。按所不当得为 五字观望之,传与大传郑注相合,此汉律原文也。 [4]
而对于汉律“不当得为”的由来,沈家本认为源于周刑之
“非事而事之” [5] ,程树德在其《九朝律考》中亦做了相同的 引述:
按《御览》六百四十八引《尚书大传》非事之事人不以道义, 诵不祥之辞者,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当得为也。是 此律其源甚古,唐律不应得为,在杂律一。
按照各位先贤的论著,关于“不应得为”律的由来, 可得出 以下一线索图:
周刑“非事而事之”――汉律“不当得为”――唐律“不 应得为”
且其所溯源的依据分别为《尚书大传》、《太平预览》、《汉 书》三本,此三本书中的具体内容为何?各位清代之学者又为何 会得出相关结论,现予以一一进行梳理。
二、“不应为”律渊源时间的考证
(一)《尚书大传》中的记述
《尚书大传》中曰:
“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之辞者,其刑墨……
非事而事之,今所不当为也)” [6]
从《尚书大传》的记述所见,“非事而事之”为周代罪名, 其刑罚为“墨刑”。除此之外,注者还认为,“非事而事之”与 “今”之“所不当为”罪名相同。 [7] 《大传》注者为汉代郑玄, 故其“今”字即指汉代, 由此而推导出汉代“不当为”的罪名来 源于周朝“非事而事之”之罪。 这也就是为何清代及近代各位学 者由汉推导至周的依据。为进一步证明“不当为”为汉代罪名, 沈家本还引入《汉书》中三个事例(见下文),三例中对于该罪 名皆称为“所不当得为”,与《尚书大传》中所称相同,故沈氏 基本确定两者所指代的为同一罪名,“不当为”为汉代罪名。
(二)《太平御览》中的记述 《太平御览》“不当得为”的记述索引可见于多书中,如皮 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中所述,“非事而事之,注:令(原作 今误令改) 所不当为也 (以上著见 《御览》 刑法部十四) 。”[8] 再查《太平御览》刑法部十四,可得:
《尚书大传》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义而讼不详之辞者, 其刑墨。(注曰:非事而事之,今所不当得为也)
可见,《太平御览》中所引《尚书大传》的内容,仍是对墨 刑的单独解读以及原文的挑选引用, 从中仍仅可知“非事之事” 其刑为墨,即汉代的“不当得为”罪。除此并无多余信息,对于 唐代的“不应得为”是否来源于汉代的不当得为,再所未提。
因此,从以上两种文献所得的信息为: “非事而事之”为汉 代的一种罪名,行为包括“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之辞者”, 其刑为墨。 且“非事而事之”之罪就是汉代的“不当为”罪。 因 此清代学者所述汉代“不当得为”罪来源于周朝“非事而事 之”罪则确定无疑。 而关于唐律“不应得为”来源于汉代“不当 为”的内容, 则在以上两种文献中皆未见到, 而仅见于沈家本与 程树德两位学者的论述中。 沈家本认为: 唐律“不应得为”中的 “不应犹不当也”, 因此“《唐律》承于汉”, 并将“不当得为” 依照《唐律》 的编撰方法归于其书“汉律摭遗”篇的“杂律”之 中。且沈氏在书中引述了在清代汉律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的著 作一一《汉律辑证》中的观点,即汉代“不当得为”中的“诵不 详之辞”就是“非所宜言”之罪。
查《汉律辑证》曰:“愚按:诵不详之辞当即非所宜言,然 则此律之由来久矣,唐律不应得 ?樵谠勇梢灰弧! ?[9] 可见“不 当得为”为“非所宜言”及唐律“不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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