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趣味、文化建构与审美追求.docx

文人趣味、文化建构与审美追求 西方有句谚语说道，趣味无争辩，似乎暗示着趣味的难以 言说。仿佛趣味只是美学家与哲学家的分内之事， 其他人介入则 有多管闲事的嫌疑。实际上，趣味无小事，趣味可争辩，趣味有 学问。综观当代学界就会发现， 真正对趣味发生持久兴趣并进行 深入研究者实属寥寥。至于涉及趣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文人 趣味者，尤其如此。近年来，对文人趣味用力最勤、研究最多者 当属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先生。 李春青先生 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人趣味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研 究”。这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与专项探讨的多维提升。 他的系列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将文人趣味研究推向深入， 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当前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 展、价值追求趋向多元、文人趣味日渐庸俗的语境下，对文人趣 味进行历史的梳理和价值的重构， 意义非同小可。深入中外文学 史和美学史的研究即可发现， 文人趣味关乎个体内心需求、 阶层 价值建构和人生境界追求，确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 值。 一般说来，趣味是指一个人对外界事物的审美评判能力 的自然表现。趣味之所以被认为无可争辩， 是因为趣味受到多重 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从具体语境来看，影 响与制约趣味的因素主要有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 内因大致包括 一个人的性格气质、 家庭环境、 文化教育、人格追求、 心理需求、 情感内驱、身体状况与年龄性别等因素。外因主要指生存机遇、 现实处境、阶级归属、时代潮流、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等因素。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内外诸多因素的聚合使得趣味问题真的成了问题，可谓聚讼纷 纭，莫衷一是。诸多因素使问题变得更加纠结：不同的人面对同 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 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件事在不同语境下 也会有不同的取向。这就是见仁见智、众口难调。民间谚语所说 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恰恰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 在崇尚个性、 独尊自由的西方二元对立文化语境中， 趣 味无可争辩的论调才得以产生。 在西方， 探讨趣味产生的原因大 致分为主观、 客观和主客观统一三种。 由于强调“对象化”这种 主客二分、主体建构的认识论前提 [1] ，因此西方美学与文化常 常是旁若无人的冷静，却缺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2] 的亲 切感与融入感。 而在审美活动中， 绝对的主观与客观论调难以成 立。因为审美活动就是物我交融、主客互动的意象建构活动，意 象的产生就是主客互融、物我对话的杰作。 [3] 其中，在各种因 素一定的前提下，生存体验是趣味产生的关键因素。 一般人的趣味生成是如此复杂， 文人趣味更甚。 据考证， “文人”现象主要产生于东汉中后期 [4] ，“文人趣味”大大区 别于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 孔子介于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之 间，成为文人趣味的发轫者。尽管趣味建构受到阶级观念、人生 处境等方面制约， 又常常以个人面目呈现， 但还是可以争辩并且 具有高下与雅俗之分。 在现代社会， 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会有 “区分”的存在。 中国古代注重礼乐文化， 其中的“礼”就是用 于“区分”差异的，所谓“礼别异” ; “乐”是用来强化并巩固 这种差异与区分的， 它以柔美、 和缓的方式让你心悦诚服地自觉 接受并强化这种区分，所谓“乐和同” [5] 。文人趣味尤其与文 人的生存体验、审美体验密切相关。 大凡趣味皆有文野、雅俗、高下之分。 《诗》的时代有 大小雅之分， “风”“雅”“颂”并列为三。 这三种内容的区分 其实也是“雅”（包括大小雅、颂）与俗（风，十五国风）的区 分，孔子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就是最好的声 明。战国时期，宋玉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并提 出“曲高和寡”的结论。 “文人趣味”就体现出趣味的社会性与 群体性。 趣味可分为生活、文化、文学和审美等类型。趣味受到 自然、生物与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趣味虽有时代、 流派、阶层、地域之别，但主要以个人面目出现，而个人趣味又 主要受个人的生存体验制约。生存体验包含着生理、物理、地理 与心理等方面的结合点，是趣味产生的原始因。趣味通过言、行 等表现出来，言论即谈论，要通过舆论来表现。东汉末年，士大 夫之间的“清议”“月旦”等言论就是“文人趣味”的直接表 现，既有干政、议政与参政的欲望，也是借助这一时空发表自己 趣味的表达方式。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生于东晋后半叶和南 朝宋初年间。此时的晋王朝皇室昏庸、大权旁落，军事强人觊觎 之心昭然若揭。他虽为东晋名臣陶侃之后，但家世衰微，又加上 陶侃出身卑微并有少数族裔之嫌， 在后来的权力倾轧中备受政敌 的打击与压抑。 到陶渊明这一辈可谓人微言轻， 家族曾经的荣耀 已不足为外人道。陶公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