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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内容提要：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 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 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 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 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 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创造性 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 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 的转变。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资本报酬递减，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性毁灭 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并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劳 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所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所赢得的 稳定的资 本报酬效应，都将逐渐消失。按照理论预期，中国的必然出路是把经 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然而， 正如在其他国家 相应的发展阶段也曾出现过的，在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程度比较 深的情况下，面对比较优势的变化，政府最容易做出的反应是，试图通过提高资 本劳动比，冀望以此提 高劳动生产率。而这种努力往往遭遇到资本报酬递减律 的报复，并且导致其他的政策失误。 本文讨论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防止资本报酬递减 现象的途径。在分析 中国面临挑战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的任 务，即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 灭”的政策环 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 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中等收入陷 阱”的 命运。 一、资本报酬递减律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通过把马尔萨斯增长与新古典增 长统一在一个模型中， 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单一经济模型及其假设，同时承认在马尔萨斯式增长模 型中，土地要素起着重要作用，而新古典模型可以舍弃这个要 素。但是，这种 两个增长模型在时间上继起以及空间上并存的分析，因没有包括青木昌彦所概括 的处在中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忽略了“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发展模 式中的特 殊作用，从而在解释中国这样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时，仍显得捉襟见肘。关于 这一点，经济学家围绕东亚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世界银行于1993年在其东亚地区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奇迹”的表述后， 经济学家围绕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展开了争论。不同观 点所 依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例 如，依据刘遵义和扬等人的定量研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 长，与苏联 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模式并无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劳 动力的投入，而缺乏生产率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终 究会遭遇报酬递减 而不可持续。 并非所有的经验结果都支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 中期进行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关于亚洲“四小 龙”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全要 素生产率的估计差异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例如，根据扬的估计，新加坡 在1970年一198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率为0.1%；而马尔蒂的估计则是， 该国在1970年-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5%。因此，依据这些经 验研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更是 大相径庭，以致有的研究者对这种通过计算全要 素生产率，并以此为依据评价东亚增长模式成败得失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 认为需要改变对于现实经济增长解释 的一些错误出发点。 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不可持续的预言，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亚洲“四 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且成 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典范。 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预测的失误，原因之一就是克鲁格曼等学者没有注意到“人 口红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 缺、资本报酬递减等假设做出 判断。其实，由于这些经济体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 抚养比降低，产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这一方 面可以通过劳动力在部 门间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在获得较大的技术进步贡献份 额之前，因劳动力无限供给而不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 从而使高速经济 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内持续。 紧随着这个争论之后出现的关于“人口红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