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话语下的情法矛盾及现实面向.docxVIP

法治话语下的情法矛盾及现实面向 2021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讲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因诉求未得法院支持而逐层上访的故事，在法学界引起评议热潮。总观评议，讨论者大多从规范层面上分析《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法律问题，对其中凸显的情法矛盾则少有涉及。①①李晓梅仅就李雪莲的离婚之诉不可能发生、李应该就“被骂潘金莲”一事提起名誉权之诉进行法律分析。参见李晓梅：“《我不是潘金莲》：是否侮辱了法律人智商？”，https：///s/Pp8DkGOQ1zLH8gW8cVUPow，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25日。也有人就李雪莲的上访行为进行评价，认为李雪莲的诉求不属于信访受理事项，信访程序也不符合规定。参见“《我不是潘金莲》中‘假离婚’背后的真法律问题”，http：///huati/293_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25日。 虽如此，亦不能消解该影片对于当下法治论题之意义。作为可与《秋菊打官司》并提而论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莲》在延续一系列“秋菊话题”的同时又提出时下特有的新问题。对其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厘清法治语境下情法矛盾的问题起因。 一、何来冤屈 （一）文化作用——特定语境影响是非标准 故事起因于李雪莲的两项诉求，其一是她想证明与前夫的离婚为假离婚;其二为她想说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第一项诉求源于她和前夫办理离婚登记并非真意，只是夫妻双方约定以此方式来获得丈夫单位的分房资格而已。丈夫离婚后假戏真做，另找他人结了婚，并霸占了单位分房。李雪莲赔了“丈夫”又折兵，怒而诉至法院。然李雪莲诉求的动机并不在复婚，而是为了复婚后能“真离婚”。这一做法让法官困惑不已，既已决心和前夫断绝关系，那么维持离婚状态即可，何必要复婚又离婚再忍受一番身心折磨呢？这与中国人对待婚姻的态度有关。儒家伦理中，男女婚姻乃至关重要之事，《中庸》即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②②《中庸》。 的记载，《礼记》也将婚礼视作“礼之本”③③《礼记·昏义》。 即若夫妻不得不离异，需得遵循“七出三不去”。④④《礼记·大戴礼》。 即当女方犯了诸如不事舅姑、淫佚、盗窃、等伦理上的大忌时，才会被男方“休掉”。该规定虽属“陈规陋习”，但在乡土社会中，其对离异妇女造成的伦理影响仍在。该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熟人社会”对离异者的道德偏见中，也彰显于当事者的自我否定认知里。对李雪莲而言，“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被離婚”经历将使她受到来自生活圈子的“意见制裁”。 在第二项诉求中，为何“被骂潘金莲”对李雪莲有如此大的伤害？影片开头就已提示了答案：“自宋朝到如今，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潘金莲。”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常识，甚至不需特意解说。但若将这三字对一个不甚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讲来，他们也许根本不理解其中意义。因为人都“生活在自己造就的符号体系或意义世界之中”158，他们的是非判断都循特定的文化语境做出，并借助文化中的“概念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李雪莲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意义之网”中，当然明白“潘金莲”就是“不正经女人”的代名词。在这个“极端注重伦常的社会”下被人骂作“潘金莲”，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同样，文化的作用也体现在一些热点案件中。不管是“泸州二奶案”还是“辱母杀人案”，以纯法律视角看皆无争议，而其之所以引起舆论喧哗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依旧形塑着法治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从案件的通俗称谓看，两者都是“被简化的高度道德化的表述”，都带有强烈的道德情感在其中。“二奶”“辱母”等词并非法律词汇，皆是日常用语，饱含明显的道德判断和情感选择。以“辱母杀人案”为例，激起社会讨论的并非有关正当防卫的法律问题，而是在于该案所处的“伦理情境”。①①“凸显的是此案引来舆论哗然的原因：当一个人或其近亲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凌辱时，奋起反抗造成一定后果，司法应该如何认定这一行为？《人民日报》：“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2021年3月26日第3版。 这与帕尔默案形成鲜明对比，在帕尔默案中，不论是肯定继承有效的格雷法官还是与之对抗的厄尔法官，始终都围绕法律条文进行说理，并未就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进行道德辩论。但若将该案放置中国，作为杀害祖父的遗嘱继承人帕尔默可能首先就要受到伦理谴责。②②在中国的法律思想中，子孙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皆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不孝在法律上是极重大的罪，处罚极重，且均采取加重主义。瞿同祖对古代的刑法与家族主义有过详细的介绍，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0-74页。 这与是否是法治社会或者民众是否建立对法律的信仰无关，作为社会活动和评价主体的人一直就生活在中国本土的文化氛围中，哪怕舶来的西方概念已将中国本土的传统词汇置换殆尽，民众有关情理是非的判断依旧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