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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纠纷中的“事实”问题 一、从自然事实到法律事实 无论任何社会，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至少从表面上看，“事实”都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因素。司法过程的性质，即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规范的预设作出裁断。在传统社会中，对事实的法律判断、道德判断及宗教意义上的判断通常交织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对案件的裁判在理想化的意义上被简化为一个三段论的逻辑过程——当作为小前提的事实结构与作为大前提的规范预设相吻合时，结论自然被“生产”出来了，法官的职能就如同韦伯所称的“自动售货机”一样。而问题在于，进入纠纷解决或裁判过程的“事实”究竟是何种“事实”？它与切切实实、曾经发生过的“自然事实”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自然事实经过怎样的过程和逻辑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我们借助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案例一：打人案（杨志伟，2002，美姑县）： 1988年元月的一天夜里，美姑县武装部军事参谋海乃，喝酒后在县城遇见城郊一伙酗酒闹事的农民，他前去阻止，反被吉日抓住胸襟，撞在车站的铁门上晕了过去，那伙农民逃跑了。海乃被送往县医院治疗，之后又转院，不治而亡。吉日被收审6个月。后经法医鉴定证明，海乃非因受伤而亡，而是脑膜炎致死。据此，被告改判一年，监外执行。① 但彝族习惯法这一关没通过。1991年元旦，死者海乃的父亲把本案上诉于德古。吉角伍尼、恩扎伟机、曲比硕么、别子卓洛等四人都是黑彝，并且都是政协委员。他们约定时间，让原告海乃家与吉日家在县城外一块地里，双方轮番说理。德古们两边走动，听取原告和被告的理由。经过一天一夜的说理，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后，德古们才召开小会汇总两方面意见。最后做出如下判决： 1. 以杀人命价赔，白银二十二锭，折币25元，合计550元； 2. 打人过错加赔，银五点五锭，折币30元，合计160元； 3. 批准调解金，银一锭，折币30元； 4. 亲属擦泪金，银一锭，折币50元； 5. 死者代言金，银一锭，折币50元； 6. 打鸡断案金，银一锭，折币50元； 7. 判案成功庆祝款，一条牛，折币450元； 8. 买酒赔礼，五十斤，折币1.3元，合计65元； 9. 合计：二十七点五锭，折人民币1450元。 如此判决令双方满意，被告家支的头人德古俄木石博感慨地说：“你们判案公正，我们吉里氏族八个亚氏族都同意赔偿人命金。这是不懂事的人酒醉后闯下的祸，等于牲畜肇事，千错万错我们不该在街上打架。无理取闹打架说明我们的人无修养，今后一定互相教育。你们这样判，我们心服口服。”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二次司法”案，打人者已依照国家正式制度被审判课刑，但同时，其家支又按照习惯法的规定向对方家支作出了“人命案”赔偿。正因为是“二次司法”，我们得以看到同一个自然事实生成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首先，按照国家法的逻辑，法医鉴定已经明确证明海乃的死与吉日打人的行为无关，这是经过现代法医学产生出来的“科学”依据。既然海乃死亡的“果”与吉日打人的“因”并无联系，因此吉日无需为人命负责。而同时，按照习惯法的逻辑，它不考虑海乃生理上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考虑和追究的是海乃的死亡在事件表象上的诱因——吉日违反彝族习惯法的打人行为。对于同样的自然事实，国家法和习惯法基于不同的文化机理产生出不同的结论，前者惩罚的是由“科学”逻辑链条连接而成的由因到果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后者首先关注的是肇事者不道德、不合法的打人行为，在这个行为之后，被打者死亡，肇事者即被认定为应当对死者的死亡负责——这是一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因果律的认知，因和果的关系不是由科学的证据所构筑的逻辑联系，而更倾向于一种价值的判断，它的潜台词是，“谁让你打人呢？谁让你做无良的事呢？既然你做了，其后的恶果必然由你承担。”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事者对于上述因果律的认同，被告的家支非但没有认为“二次司法”是一种不公，反而对德古的判决赞赏有加，其家支头人的感言尤其反映了这套由道德判断构筑的因果关系：“你们判案公正……这是不懂事的人酒醉后闯下的祸，等于牲畜肇事，千错万错我们不该在街上打架。无理取闹打架说明我们的人无修养……”与此类似，在彝区的另一些案件中，推搡妇女后妇女流产，辱骂他人后被辱骂者自杀，肇事者都需为自己不成熟、不道义的行为“埋单”，而无人关心行为和恶果之间是否有“科学”的必然联系。 在上述案例中，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从打人、被打者死亡这个自然事实经由不同的因果判断所产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事实，那么，是什么“神秘因素”导致了这个差别的产生呢？卡尔?恩吉施认为，法律的既存事实与自然的既存事实并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才有了产生不同解读的可能）。他举例说，在生物学家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