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docxVIP

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 一、清代黔东南契约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的表现 （一）民族传统契约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冲突 清代黔东南苗族、侗族自身对“法”的认识与汉人不同，法律文化更是差异巨大。清代国家法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之上，而苗疆人们信仰自然之神和巫文化，认为天地日月、岩石、树木、河流等均有神明，而并非倡导“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化。清以前当地人们与中原地区人们的交流较少，黔东南少数民族人们严格遵守着本民族世代口耳相传的不成文习惯法，如议榔、鼓社制定的榔规，在苗族的议榔词中记载着“议榔不准偷菜；议榔不准偷鱼；议榔封山育林；议榔不准烧山”，① ① （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第155-156页。 通过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规范言行。传统的苗族社会自古以来便没有国家和国家法的概念，他们信任村寨中自然形成的领袖，如巫师、寨老、榔头，所以历史上常称苗民“不服王化，叛服无常”。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村寨中，这些有着原始色彩的民族习惯法规范着黔东南社会生活秩序，调整着少数民族人们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中记载了下江县苗民“当买田土用木刻居多”，② ②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六。 可见当时黔东南地区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契约缔结方式。 清朝初期，由于语言不通及文化差异，少数民族人们并不知道国家法的具体内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