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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保障”宪法理论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制度性保障”理论在德国的系统化与发展，与德国19世纪的制宪史、形式法治国学说、法律实证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立法者主权”理论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流变映射了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近年来，“制度性保障”理论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①但有关研究缺乏针对该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与探源，对我国宪法理论及宪法实效性的价值也缺乏深入的考察。本文旨在对该学说的发展演变做系统的梳理分析，阐述其对国家法治发展的意义。 一、魏玛宪法时期：制度性保障理论的起源 德国立宪可溯至19世纪早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目标“不是反立法；而首先是反封建”。 ②“宪法不是‘超越’法律之上的规范。无论在法理资格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它都不拥有特别的优越地位”。 ③在此背景下，形式法治国和法律实证主义理念产生，二者互为促进，将“法律视为纯粹的‘工具’，重视的是实证法律所发挥的规范国家生活秩序的功能，不强调法律的‘内容’，而是强调法律的‘形式’”。 ④在实践中，宪法并非法律的上位概念，不具实效性，对法律不具拘束力。基于此，魏玛宪法时代盛行“立法者主权（Souvernitt Gesetzgebers）”理念，即“立法者是最权威的宪法诠释者，其制定的法律可以更改宪法的规定。立法权原则上是无所限制的，并无所谓立法者的义务存在”。前引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