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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宗族权威的困境与出路 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权威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屡见不鲜。山杠爷解决问题的做法符合当时堆堆坪村的实际情况，获得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但仍被县检察院依法逮捕。二十年后，重温此片，在我国法治建设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发对于宗族权威困境与出路的新思考。 我国的乡村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模式一直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结合当前乡村治理现实，以乡村为本，以习俗为根，从宗族管制、纠纷解决、法治下沉等多层面来研究宗族权威和国家法治的博弈。同时立足于电影情节，挖掘出宗族权威背后的传统文化支撑点，进而引出宗族权威高效治理和合理存在的現实境遇与出路。 二.宗族权威与法治的博弈（兼论情与法的牽扯）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主要是1949年《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造成的。一夜之间，中国社会失去了基本法律制度，令政策压倒法律成为一种常态。因而堆堆坪的案例绝不是乡村社会中的个案，而是揭开这一系列问题的一次机遇。堆堆坪村虽地处偏僻，但年年获评模范，全村治安良好。山杠爷既有村党支部书记的合法身份，也是全村宗族权威的代表。作为堆堆坪村的最高党政领导人和宗族权威的象征，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每年堆堆坪村都被评为模范村；在生活中清正廉洁，儿媳做手术的欠款至今未还清。因而村民们对于山杠爷的认同感远超国家法律，从不叫他“村支书”，而是称之为“山杠爷”。由此可见，山杠爷是全村大家族的族长和宗族权威的象征，并以此为基础处于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是堆堆坪村日常秩序的守护者。然而，以孙子寄往报社的信件和村民强英的死为导火线，县检察院来到了这个宁静的山村，并陆续查出了村民王禄因未按时交纳公粮而被山杠爷捆绑关押、村民腊正因反对修建水库而被山杠爷当众扇耳光、村民明喜外出打工寄回的信件被山杠爷私拆等违法事实。初步凸显了宗族权威和国家法治的博弈，即由县检察院检察官为代表的国家法治权力的介入，重新定义了堆堆坪村的秩序。尽管山杠爷指出对相关村民的处罚是情理之中和职责所系；但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强调山杠爷依据自己的判断所采取的过激行动皆为违法行为。 从法治理论的角度看，每次事件的处理决定均由山杠爷独立作出和执行，的确缺乏合法性，阻断了国家法治下沉的空间，缩小了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的广度和深度。但山杠爷的处置也有其存在的积极作用，即在国家法检机关鞭长莫及的时候，能够迅速平息纠纷，化解危机，尽快恢复乡村社会原有秩序。那么，宗族权威和国家法治对于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界定和处理方式，究竟哪种界定和处理方式才是实现乡村治理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宗族权威与国家法治的博弈可以视为情理和法律的牵扯。情理是法律的精神，以情理来理解法律，被认为是对法律精神的深刻解读。因此，不妨引用“原心定罪”的部分理论，即探求山杠爷的处事动机、目的和心态。由此即可看出，堆堆坪村的村民们受法律之外的约束力所管控，全村的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因而山杠爷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也促成了执法的生活化和大众化。因而宗族权威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一种根据乡村治理实际情况的需求而产生的特殊治理方式。 从现实情况的角度看，乡村社会中的村民们遇到问题时并不会首选诉诸法律，而是求助于乡村、宗族中有威望的老人，以老人的威望和宗族的压力进行调和。山杠爷在电影中强调：“堆堆坪放大了就好比国家，国家缩小了就如同堆堆坪。一个村落和一个国家，归根到底是一码事。国有国法，存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落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村落，国法就是村规。”根据这个理论，在堆堆坪村，山杠爷推行的是个人评价标准和宗族治理体系，宗族权威在堆堆坪村成为了与国家法治相等同的有生力量，因而对强英等人的处罚也是合情合理和有法可依的。而且，如果没有山杠爷，那么自杀的会不会是强英的婆婆呢？这个设想并非空穴来风，老年人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增长，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反映的问题更加严重，在相关自杀案例中，激愤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毫无疑问，乡村治理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保障村民日常纠纷的解决和推动国家法治的下沉。倡导法治固然没有错，但考虑到在乡村治理中，因文化传承因素引起的国家法治与宗族约束的冲突，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我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风俗，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因而山杠爷触犯法律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更为堆堆坪村换来了良好治安环境和每年农业丰收。如果国家法治的决断不符合民众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