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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本与习俗的双向互动 南京政府时期，司法院通过发布判例、司法解释和司法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将社会良好婚事习俗导人到司法实践的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引导下，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在参照1930年婚姻法规定的前提下，大量运用社会良好习俗来解决制定法所不能很好解决的具体法律问题。婚事习俗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弥补制定法的不足，甚至修正现行法的作用。同时，司法机关通过对民间习俗的采纳与甄别。使人们对社会习俗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而使得良好的社会习俗受到尊重，不良的社会习俗遭到人们的唾弃与排斥。当前学术界关于法律文本与习俗互动的理论探讨已有一些成果，然而从法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法律文本与习俗的互动，却鲜有研究。本人不揣浅薄，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以请教于方家。 一、民事审判中习俗的导入机制 罗杰·科特威尔说：“法律不论如何总是更经常用来巩固大众的惯例，而较少加以改变。总之，当法律达到有准备地从民德中分离出来的程度时，法律就削弱了它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权威，违背民德的法律就好似一堆废纸。试图用法律来改进社会无异于打算通过社会成分的再分配来改组我们的世界。”罗氏对于习俗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对纠正人们过于强调法律文本，而漠视习俗的做法可以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南京政府时期司法部门显然也注意到了民间习俗对司法实践的作用，因此除了在设计婚姻法具体规则时不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