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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译载道：苏曼殊外国文学译介论 苏曼殊（1884-1918）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志士、诗人和翻译家。就他的翻译成就而言，翁聆雨（Ramon Woon）和罗郁正（Irving Lo）在其合作撰写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诗人和诗》（Po-ets and Poetry of Chinas Last Empire）一文中曾指出，苏曼殊应该获得仅次于严复、林纾之后晚清“第三大翻译家的位置”。诚然，客观地讲，就翻译数量而论，不管是与严复还是和林纾相比较，苏曼殊位居他们之下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其以翻译为武器直接参与反清革命活动而言则是他们二人所无法企及的。是以，本文拟将苏曼殊的外国文学翻译置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观照，析出他“借译载道”的翻译价值观取向，凸显他的文学译介活动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一、借译载道：苏曼殊民主革命思想介入下的翻译价值观表象 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风云变幻、剧烈震荡、除旧布新的时期，新与旧、东与西、强与弱、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都使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种纷乱杂陈，让人希望又绝望，亢奋又感伤的过渡性特征。苏曼殊，这个矛盾时代的产儿，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他在人间只活了34个春秋，英年早逝。他的人生虽短，却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夜空，光芒四射，令人瞩目。当时国内外矛盾十分突出，帝国主义侵华深入中国腹地，封建统治阶级垂死挣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山河破碎，国将不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派系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笼罩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国家前途风雨飘摇。面对深陷危机之中、遭遇着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和昏庸无能的封建帝王所统治的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与自我期许，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天生就与政治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一批知识分子怀着推翻帝制、缔造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好理想，在这鱼目混杂的漩涡中，脱颖而出，掀起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风暴风起云涌。在民主革命气息的浸染下，苏曼殊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和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他不但亲自参加革命，还用手中的笔杆子同其他革命友人一道，撰写宣传革命的诗文，译介外国文学，抒发革命的情怀，为革命服务，成为了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化战士。作为曾经一度投身革命活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译者，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理想的真空中的纯文学行为。他不是在远离尘世的净土中，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把玩文学，欣赏文学，而是在中国近代千疮百孔、暗无天日的现实社会中，以莫大的政治关怀，借助翻译的舞台诠释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的革命思想必然会介入到他的翻译行为之中，从而征显出“借译载道”的价值观取向。他从译作的社会功能来看待翻译并论翻译活动的得失成败。 苏曼殊认为被翻译的作品对于译语读者而言应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清末民初时期，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种语言，曾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辜鸿铭先生，不仅在中书英译方面享有盛誉，而且曾翻译了威廉·柯伯（William Cow-per）的《痴汉骑马歌》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他的译诗赢得了高度评价。然而，他所译的《痴汉骑马歌》却遭到了苏曼殊的“批评”。而这一批评并非出于辜鸿铭译诗的语言或风格问题，而是出于翻译选材的社会眼光。苏曼殊批评辜氏的译诗《痴汉骑马歌》的社会意义不大，表露出苏曼殊对于译介外国文学的基本要求：关注原作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否能够为译入语社会所用，假如原作不具备有益于读者的内容，即便译者译得再好，也不足取。这就是说一部翻译作品有没有价值，应在于原著是否具有有益于译语社会的思想内容。至于译作的“辞气相副”，从翻译的本体论观之，尽管是本质的要求，但是相较于作品的思想价值，倒在其次。所以，辜氏的译诗在苏曼殊的眼中，尽管称得上“辞气相副”，但其之所以成名仅在于“一夜脱稿，且颂其君”，然而其思想意义并不重要，因而并不具备翻译的价值。他的这种翻译观实际上就是坚持翻译选材的社会标准，表现为“借译载道”的价值取向。所谓“借译载道”，就是指苏曼殊把他所要传播的“道”——爱国主义，广泛而深刻地寄寓在他有目的性选择的能够起到唤醒国民、实现政治启蒙、促进社会变革作用的外国作品之中，并且甚至在必要之时在翻译的过程中给予适当的调适改造，把对国家、对民族的深爱和忧思转借在输进的外域文化作品身上，用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操和政治思想。“20世纪初，有些翻译家热衷于翻译趣味性较强的侦探、言情小说、通俗小说，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介绍给中国读者，麻痹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和斗志，产生西化，无视中国现状的读者”。然而，苏曼殊的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印度文学翻译则多是用来“有所为”，借以抨击封建专制的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