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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司法语境下的民族习惯法困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贵州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自治州之一，苗侗民族世居于此，依山傍水，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法文化。苗族的民族法文化对社会秩序稳定方面有较多的规定，如在苗族习惯法中对通奸和强奸的处理就十分严酷，以此来保证本寨小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安定。处罚通常由加害方出酒肉请受害人家属或村寨乡邻吃饭，谓之“挂红”，通过这样的仪式向女方亲属赔礼道歉，使女方的恢复名誉，也教育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了刑法中一般预防的作用。婚姻习惯法对强奸案有严格的规定和处罚方法，如对“已婚男子与妇女通奸，分别情节，或公开批语，或罚以羊酒服理。受罚的费用由双方负担”，“外寨男子强奸了本寨妇女，则通知其父母进行讲理，由双方寨老共同解决。一般奸夫不仅要受批评，还受羊酒服理的处罚，本寨男子强奸外寨妇女，处罚如之”。“遇到奸情，已是十分不吉利，若通奸者再不‘挂红’消除晦气，唯恐自己将来会遭厄运，让通奸男女出钱消灾，实属天经地义”。徐晓光教授在其所著的《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中就对此问题专节论述为“请酒服理”“粘花挂红”。认为“黔东南地区各族群众对‘挂红’消灾这种风俗普遍认可，此种风俗在客观上可能有利于揭露和惩罚乱伦行为，但作用不明显，且容易导致敲诈勒索”。但近年来，这种习惯法处理方法与现代司法的冲突日渐增多，法院如果处理不好，也容易引发家族暴力事件。“一起简单的小额诉讼或涉及到整个家族所谓的‘面子’问题，则又会穷尽所有的救济手段将司法之路进行到底，即使到了无路可走也会选择上访——围攻——再上访等诸多办法来迫使法院重新启动再审程序。这就出现了厌诉与缠诉并存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又在整个黔东南苗侗地区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和效仿性，由此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一 下面笔者以黔东南州某县发生的强奸司法个案为例来做说明。 吴某某与吴小某同住在一个自然寨，202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九）下午2点至3点左右，吴某某去吴小某家借马驮大粪，吴小某好客请吴某某喝酒，在吃饭喝酒过程中，吴小某的妻子一直在抓手，吴某某问吴小某妻子怎么回事，吴小某的妻子当着吴小某的面卷起衣袖让吴某某看。吴某某认为这是干疮，并让吴小某找点草药来治疗，吴小某说不懂草药，请吴某某帮忙找草药治疗，这样，吴某某对吴小某的妻子说今天下午5点至6点到吴某某家来拿药，吴某某从吴小某家吃饭回家后，忘记了给吴小某的妻子找草药，可是，吴小某的妻子也未按时间约定到吴某某家取药。大约当天晚上7点过钟，吴某某与父亲，儿子正在吃晚饭，吴小某的妻子来到吴某某家，吴某某叫吴小某的妻子等他吃完饭后去帮她找草药。饭后，吴某某带上手电筒正要出门找草药，吴小某的妻子说同吴某某一起去找也好顺路好回家。吴某某与吴小某的妻子走到寨上公路通道（大岩石板边）打开手电筒，亮起来找草药，刚找了一会，吴小某就来到大岩石边，先打了其妻子一耳光，然后说吴某某欺负其妻子，为此，吴某某与吴小某发生了争吵。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吴小某邀约其家族来到吴某某家要钱挂红，由于吴某某不同意，吴小某喊吴齐某某（苗名音译）、吴某翁将吴某某毒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造成吴某某住院的事实。吴某某在医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元，这些损失的发生都是吴小某的违法行为所致。事后，在经过几个月的伤痛之后，吴某某于2021年11月29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吴小某赔偿打伤其住院治疗费*****元，住院期间误工费150元，护理费150，住院伙食补助费90元，共计人民币*****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小某承担。①摘录自原告吴某某的《民事起诉状》。文中原告、被告、证人、地名等均为化名，以下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如此，为完整展现基层司法的真实性，对原告、被告提交的书面材料除纠正文字错误外，其他不加改正。 吴小某收到吴某某的《民事起诉状》后，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也没有请律师代理，在开庭时向法院提交了《民事答辩状》，答辩请求如下： 1.驳回吴某某的诉讼请求。2.判令吴某某对吴小某以及受害人家庭的精神损害费一万元，吴小某、吴齐某某、吴某翁的误工费、交通费2000元。3.追究吴某某猥琐妇女（见证人证言），强暴受害者龙某某的刑事责任。4.案件受理费和一切费用由吴某某全部承担。 事实和理由： 吴小某与吴某某均在一个自然寨邻，吴某某1995年经人介绍与某某县龙某某登记结婚，现育有儿女3人，吴小某之妻从小就患有痴呆症、听力差、吐语不明，结婚多年来，吴某某经常在吴小某家以串寨，后来才发觉吴某某多次色迷迷的对吴小某之妻进行调戏，因吴某某均属一系家族（一个大的家族），加上吴某某有一定的威胁势力、武力强霸一方，吴小某多年来都忍气吞声。在2021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下午时分，吴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