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的伪儒形象,看吴敬梓眼中的科举.docx

从《儒林外史》的伪儒形象，看吴敬梓眼中的科举 般都说吴敬梓（1701?1754 ）在他的《儒林外史》 书中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无情地批判八股文，是伟 大的写实主义巨著。而认真阅读原书，却不难看到作者并不 反对科举制度，只是指出这个制度在实行中有许多弊端。他 看出了当时儒林（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非但 不成其为社会精英，其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所 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从而挽回世道人心。吴敬梓像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 的社会制度，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写喜 剧《钦差大臣》来把他们讽刺一番。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看 过这部戏的演出，当时很生气，但并未加以查禁，也没有去 打击作者。 一本传记说得好： 果戈理“认为体制是好的， 只是 有时一些人不好。因此，不要改革社会，而是要改造具体的 人”（。王新颖《果戈理画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74 页）吴敬梓的态度大抵类似于此。 儒林外史》将儒一分为二：值得肯定、歌颂的正面人物是 真儒，他们讲究“文行出处”；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 尽合于传统，那也只是与时俱进，各有其特别的活法，并未 离经叛道。负面的乃是“伪儒”，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 彻底地糟蹋了，形象丑陋不堪。体制是好的，就是这些人不好。 同一切讽刺作品一样，这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反面 人物。吴敬梓笔下的“伪儒”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味 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一是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 的所谓文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这 两类人同科举制度都有些关系，特别是前者，完全是通过科 举考试爬上去的，但他们的堕落同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 系。 例如书中的农家子弟匡超人， 原是一个老实后生，“自小也上 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 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在柴行里记账，后来那客商折 本走人，匡超人流落街头，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无 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 的《三科程墨持运》来读，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 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 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 虽在困苦之中，仍然不废学习进取。 对此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 好心的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是个孝子，又会写一点八股 文（只是水平还比较低，“才气是有，只是理法上欠些”），便 文（只是水平还比较低，“ 才气是有，只是理法上欠些”），便 与他结为兄弟，仗义疏财，送他十两银子作为回家的路费， 也好奉养父母。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贤弟，你回去奉 也好奉养父母。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 “贤弟，你回去奉 养父母之外，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 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 中举，一个廩生是挣的来的。到后头，做任教官，也替父母 请一道封诰。”八股专家马二的这一席话现在听上去固然十分 陈腐固陋，而他为匡超人所作的人生设计在当时不失为一条 正路。马纯上其人虽多弱点，但他的个人品质是高尚的。由 此亦可见吴敬梓并不否定科举制度。 匡超人回了老家之后，一面做小本生意养家，侍奉生病的父 亲，一面按马二先生的指教认真研读八股，终于感动了县太 爷，叫他应试，不久便中了秀才。他老父亲临终前叮嘱他说: “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 但功 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 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了一肚子 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这是极其重要的遗嘱， 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德行是要紧的”。 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不管实行什么制度， “德行是要紧的”。 可惜匡超人恰恰是一个德行由好变坏的典型。奖掖提拔他的 清官李老爷遭到诬陷被罢官以后，匡超人受到牵连，不得已 到杭州暂避，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同景兰江、支剑锋、 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一起鬼混，又结交了一个“把持官府，包 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的地痞奸棍潘三， 学会了许多为真儒所不齿的勾当：盗名欺世，伪造公文，充 当枪手，附庸风雅，并因此弄到大量的不义之财，还混到了 个老婆。用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功名利禄， 实现个人的价值， 而始终保持儒家主张的个人修养，这是吴敬梓完全赞成的。 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许多都是科举中人。问题不在科举制度 而在人，在道德水平的高下。 潘三事发被捕后，匡超人吓得面如土色，逃窜到京城去躲避， 却因祸得福，得以依附他的旧恩人李老爷（他的冤案已经平 反昭雪，现在京中任职），此前他已补了廩，贡入太学；这 时更隐瞒婚姻情况，停妻再娶，成了李老爷外甥女辛小姐的 夫婿。后来他为了考教官，“回本省地方取结”，回了一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