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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伟人故事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泽东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1910-1974，四川达县人，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毛泽东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实干、苦干、拼命干起来的，长征前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掩护兄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