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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的学术论文 中国人的信仰与反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研究领域因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而遗憾。这种现象，或提倡西方理论本土化，却又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或试图与西方理论对话，但只是局限于说明中国经验不符合西方理论，无法提炼自己的理论。所以，中国研究领域正被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西方化和本土化。如何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这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新理论的前提。1 中国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基本如此。功能论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已深入骨髓，加上处处套用的现代化、世俗化理论，作为讨论中国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工具，从\"鸦片论\"到\"文化论\"、\"适应论\"，所谓宗教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之简单分别。 所以，本文并不强调中国宗教学的理论、方法是否具有依附特征，而立足于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建构。其论述目的，是把信仰理解为神人关系的个人把握方式，而把宗教视为群体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度化的信仰共享形式。本文以\"关系-信仰模式\"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对各类社会、权力、人际关系中的各种信仰方式的论述，讨论中国\"制度宗教\"所包含的既可表达信仰、亦能排斥信仰的双向功能，以把握那种从个体行动信仰到宗教群体结构的\"中间逻辑\"。本文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是继续讨论杨庆堃先生的\"制度宗教\"和\"扩散宗教\"等概念，同时也希望由此展开对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的论述。 本文之所以强调中国宗教所具有的\"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机制\"，主要是因为以中国儒教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不仅把重点放在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坚实层面上，提出交换的概念;2 同时也在神人关系层面涉及了儒教社会理论的重点，论证了神人关系间的交换方法。这就直接触及到了中国信仰之何以成为可能、中国宗教之何以成为可能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儒教社会理论，以其神人互惠关系，界定了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功能，依据宗教之教化功能来定义宗教，必然注重宗教与信仰的社会、政治功能，在乎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和结局，而非它们的实质性取向。这就意味着中国特征的神人关系，虽把神人关系视为人的信仰、以及源自于超脱现世的制度宗教，可它却意味着宗教、信仰等等设置，实际上是能够出自于神人之间的利益互惠和象征交换。 这种神人之间的象征交换关系，其表达形式难有明确的制度界限。它将取决于现世权力关系的比较。谁是承天命而王者，谁就将是这类象征交换的主持。只是因为主持这种交换关系的个人，无疑要伴随朝代和权力的更替而不断的改变，所以，神人之间的象征交换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难以稳定的双重机制。它一方面建构了中国信仰中的神人交换关系，同时亦构成了深藏在神人关系深处的权力关系及其两向性矛盾。 这种两向性，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对于指定给社会中的一个身份或一组身份的态度、信念和行为之相互冲突的规范期望，它在最狭窄的意义上则是指某一单一身份、单一角色所必须同时满足的相互冲突的规范期望。从社会学的两向性出发，我们可以将社会角色视为一个由规范和反规范构成的动态组织，而不是将它视为一个由各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特征构成的复合体。主要的规范和次要的反规范轮流制约着角色行为，从而造成了两向性格。3 在中国儒教的社会理论之中，受命与革命、合法与非法、公己与私己、正统与邪恶......，神人互惠关系、天命人道关系、人际伦理关系、信仰与反信仰等等现象，均在不同程度上源自于这种规范与反规范的矛盾、冲突，为此亦建构了中国文明体系分分合合的复杂历程。 它说明中国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关系，总是在此双向冲突中，反反复复地、自始至终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神人关系及其角色行为，复制出一种既表达信仰、亦控制信仰的权力结构。因此，本文之\"反信仰\"概念，并非一种信仰反对另一种信仰的简单逻辑，而是指那种把私人信仰构成信仰群体的中间逻辑，在制约、掌控、排斥一种信仰的同时，对另一些信仰加以推崇、神化、标准化和绝对化等方面的功能，甚至是把这种双重关系纳入国家形态中的象征权力结构。联系到中国有无宗教、中国信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的大量讨论，它们会使我们把它们视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二.一个多余的宗教概念 基于这种双向特征，中国人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亦可与宗教无关。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然对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却没有一种确认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在对超越界的信仰上，它独具中国民族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