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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论文 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全文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进程中产生的，它通过对传统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修改，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这四次宪法修改的显性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揭开经济制度的面纱，则会发现隐藏其中的主题乃是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现行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 一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中的人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因此，一个独立的人自然就会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从事某些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由是观之，个人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自由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共同体需要制定规则来明确个人的权利义务并规定惩罚措施保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遵循这些权利义务规则，以建立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维持社会合作的稳定性，从而促进劳动分工和增加物质财富。[2]这些有关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集合，便是经济制度。 而不同的经济制度，实质上反映的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如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为以等级所有制为基础和以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体系，反映的便是个人享有很大经济自由权的事实――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个人可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国家除了独占部分自然资源、垄断部分物资供给和征收赋税外，对经济活动并不存在多少干预;个人的经济义务，则主要是尊重国家专属经济权、他人财产所有权、市场交易规则和缴纳赋税等。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一方面保护个人的财产自由、营业自由、契约自由以及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等经济自由权;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个人承担的经济义务也随之增多如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必须遵守金融利率、最低工资标准等。 根据马恩列斯的设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有根本的不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物统治人的制度罪恶和实现每一个人的平等与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因不同的个人天赋而产生的“天然特权”，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公民个人都附属并听命于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丧失了自行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权。正因如此，自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建立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宪法均未以权利条款的明文方式或经济制度的隐性方式规定公民的经济自由权。 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规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章程。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和走集体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1954年宪法将《共同纲领》保障公民有限经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转变为逐步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1956年底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废止。1975年宪法是一部体现极“左”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宪法，它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尽管这部宪法也允许个体劳动、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小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存在，但同时给予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并且还规定了“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的前途，因此这只是宪法基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为方便和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权利。1978年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和对待“小生产”的态度与1975年宪法完全一致，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自不待言。 1982年宪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此前长期的极“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矫正了过去将单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根本追求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正式承认了根据先前政策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体经济，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