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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故事 谢传兴，1927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胡集区白云乡石岩村。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甲制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杜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谢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初次听到“陈敏学”、“铃木三郎”的名字时，不少人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一个出生、生活在深圳老东门，13岁就到日军大本营卧底当翻译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而这个平凡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平凡的精彩人物故事。 13岁潜伏日军做翻译 投身抗日义不容辞 陈敏学，1929年生，是土生土长的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人，当时家在“深圳墟”，即今天的老东门一带。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沿澳头至平海强行登陆，入侵后派一小股部队驻扎在“深圳墟”一带，并开设了一个学习班，逼迫小学生到那里学日语。陈敏学和四、五十个孩子都被拉去。 1943年，陈敏学13岁不到14岁，学了3年日语后出口流利。日军看中这个小鬼的聪明伶俐，将他招到司令部，强迫他给日本人做翻译。日军可谓费尽心机“培养”陈敏学，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1943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陈敏学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东宝抗日游击队的。他向陈敏学问了一些他在宣抚班当翻译的情况后，很严肃地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在给日军当翻译时，没有干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