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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承心得体会 一、学好中医，首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先父薛培基早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随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侍诊四年。父亲毕生致力于血液病、妇科病方面的临床研究。尽管在年代，被谴返故里，限制诊病，但因其方简价廉、效果显著，德高望重之医名仍誉满乡里。由于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起初教我习诵易于记忆的歌诀式启蒙书，如《雷公药性赋》、《四言举要》、《医宗金鉴心法要决》等。继之给我讲授《傅青主女科》、《血证论》等中医名著。因年少好学，从小奠定了学习中医的童子功。 初中毕业后，适逢十年，我报考中医院校的理想未能实现，但学医之志并未消沉，几经周折，终于有幸拜在父亲师兄---现代著名中医学专家祝谌予老师门下。祝师告诉我:“要想学好中医，提高疗效，必须系统学好中西医基础理论。”因当时处在非常时期，祝师只能指导学习中医学院教材，不能系统讲授，我以自学为主。对疑惑之处，祝师集中解难，因此培养了我自学的能力。经过三年时间，我学完了中医学院中医系的全部教材。同时在祝师的指导下，我先后通过了《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赤水玄珠》、《张氏医通》、《医林改错》等历代名著。由于我勤奋好学，理论联系临床，学用结合，因此有了扎实的基本功。 二、临床侍诊，是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捷径。 祝师常教导吾辈，认认真真随师侍诊抄方，才是学好中医临床技能的最佳途径。我白天在门诊侍诊于老师，抄写医案、医方，每日接诊数十人。每周三、六晚上老师在家义务门诊，我亦侍诊于侧。寒暑十余载，风雪未辍。在祝师亲自教诲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侍诊之余，整理脉案，阅览方书，并把老师所诊病历，按病、按方、按证分别归类，并查阅相应的文献做笔记，加按语。对老师临证灵感，询问于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积累老师活的经验甚多。为求貌似，还常套用老师方法治疗疾病，把自已的体会也记录下来，加以对照。找出差距，如此反复验证，从中省悟老师的学术经验。进而探求神似真谛。 三、广泛搜求，多师临证，才能掌握老师学术全貌。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在祝师倡导下，由我组织成立了“顺义县国医医院”，聘请了北京四大名医传人和首都著名中西专家轮流应诊。先后应诊的有:祝谌予、李介鸣、刘渡舟、董德懋、翟济生、薛培基、赵绍琴、李鼎铭、屠金城、刘贵权、张秀琴、施如瑜、施小墨、肖承悰、陈文俊等中西医名家。此时我能有幸跟随这些前辈轮流侍诊，聆听教诲。老师们在看病时常中西理论有机结合给予讲释，有声有色，使我学之兴趣甚浓，受益良多。 因祝师、家父同受施门教育，受此影响，我自然形成了一个收集师门医案、医方、医论、遗文、遗墨之兴趣，为求全面，面陈老师，提出请施门前辈成立施老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议。恩师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由祝师组织施派在京传人共同发起成立“施今墨医药学术研究中心”。由我任中心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代在发展，医学在进步，为使传统的医学得到科学的印证，以祝谌予老师为首的施门传人均以自己的专长在顺义国医院开设专科门诊，设立门诊大病历，真实的记录诊疗过程。现已收存文字大病历78000余例，声像病历54000余例，验方百余首，讲稿六十余篇，医论、医话上百篇，名医手迹近千余篇。使老师活的经验永世相传，造福桑梓。在祝师“我们利用10年时间，将已掌握的验方进行科学实验，精简药味，改变剂型，将其有效验者推向社会。”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将病历中有效验案所用之方药系统分类，利用科学的制做方法把中药传统汤剂改成诸如冲剂、胶囊、口服液、片剂等现代剂型。对其中屡试屡验之方设立对照组进行观察，将疗效确切之品种加以收藏，以备同有志于中医药之士共同开发。经过从师、临床三十余载，我对中医学术产生深厚的感情，并大受其益，渐入精深博大的祖国医学之殿堂。 四、学习老师经验，必须多临床实践，才能深有体会。 古有“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的说法。我每周应诊四天，每日接诊四、五十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中西医结合，牢记“辩证施治”为祝师一贯所倡导。在老师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认为要想在某一专科有所突破，就要博采诸家，择其精要。治病医路要宽，不要认为自己是某病专家，对其它疾病不予研究。因为在临床有些病不可孤立存在，譬如糖尿病常可见到心、脑、肾、男性功能减退等并发症。如若一味只对糖尿病下功夫而忽略疾病的群体性，往往会出现因治疗方法少而不能应对临床复杂情况。因此我在看病时，内、外、妇、儿无不涉猎，常采用中西两法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茯益良多。 祝谌予老师以中西医结合精深造诣和一张处方常具有中西医理论有机融合之特色而享誉医林。我得益前辈绳墨。加之我对针炙疗法的喜爱，常常针药双施。急则施针，缓则用药，以其即刻疗效形成了我独特的针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