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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的研究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代理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