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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银行分行优化风险加权资产管理的若干思考的研究 　　根据《办法》规定，由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承担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测算和管理责任，即由总行全面负责资本充足率控制目标的设定、资本筹集与管理，以及风险加权资产控制指标的制定和分解；分行则负责监控、预测和调整分行范围内的风险加权资产，确保风险加权资产指标控制在总行下达的控制目标之内。 　　通过近一年的指标分析和样本考察，笔者认为分行层面对风险加权资产的管理，可以分别从控制风险水平和提高盈利能力两个纬度进行。一方面，衡量一家分行资产风险水平的指标不是风险加权资产绝对值，而应该是风险资产比例，即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该指标越高，表明根据《办法》测算的单位资产的风险暴露值越高，相同资产规模下风险加权资产量越大。另一方面，风险资产收益率可以作为盈利能力指标衡量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该项指标越高，表明风险加权资产盈利能力越高，核心资本自我补充能力越强，资本的占用就越低。风险资产比例和风险资产收益率分别从风险与收益两个管理角度对风险加权资产加以考察，可以改变单纯控制或降低风险资产绝对量的被动的管理办法，将风险与收益相结合，合理摆布风险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收益水平，从而达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 　　一、对风险资产比例指标的管理 　　笔者曾选取2004年上海地区总部22家区域支行风险加权资产数据作为一组样本，详细考察了各支行风险资产比例情况。通过分析发现，影响总部各支行风险资产比重的因素主要是风险资产分布、贷款结构、风险缓释量、表外业务保证金比例以及资产业务盈利能力等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风险资产比例指标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信贷资金存量，缓解存贷比例，降低高风险资产比例。笔者按照风险资产比例由高到低排列，分别选取了比例最高的前5家支行和比例最低的后5家支行，对比发现两组样本风险资产分布有较大差异：风险权重较高的支行无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仅为6.19%，而有风险资产比重则高达93.81%，可见支行总资产中，具有风险的资产占绝大多数，提升了资产的风险水平；风险权重较低的支行无风险资产比重则达到44.7%，有风险资产比重为55.3%，两者比率相差不大。 　　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出，造成无风险资产比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联行往来、外汇买卖、委托贷款及同城票据交换等零风险款项。前者平均余额仅有2.29亿元，占比5.24%；后者平均余额达到15.1亿元，占比44%.根据统计口径，列入上述零风险款项的主要是存放联行款项。前5家支行普遍存在资金短缺、存贷比偏高情况，造成其存放联行款项极少，甚至为负数；后5家支行情况则好的多，存贷比正常。可见，信贷资金充沛与否是目前影响支行风险资产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存贷比则成为这一因素的外在表现。 　　结论：存贷比越高的支行，风险资产比重越高，两者呈较为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其内在关系是：存贷比表明了支行信贷资金的充沛程度。存贷比低，表明存款资金较为富裕，支行会将多余资金上拆总部以获取利息。由于内部资金拆出属于风险加权资产测算表中的ga项：联行往来等零风险项目，有助于降低风险资产比重；反之，存贷比较高的支行，资金大量拆入用于贷款；使资产规模过度膨胀，资产结构中无风险项目占比下降，导致风险资产比重高企。 　　（二）积极拓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增加对中央财政投资的公共贷款，降低贷款风险水平。支行目前的贷款主要由对企业和个人债权、对公用企业债权构成，其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公用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均为50%，是风险资产中权重较低的项目（在此称为“次高风险资产”），其他均为100%的高风险。因此，次高风险资产在风险资产中的比重对资产风险权重有着较大影响，而次高风险资产中，绝大部分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构成，可见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占比直接影响到支行的风险资产比例。 　　同样分析样本发现，风险资产比例最高的前5家支行个人抵押贷款余额为10.6亿元，在全部贷款中占比为26.89%；风险资产比例最低的后5家支行个人抵押贷款余额为5.8亿元，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为31.48%. 　　结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比重越高，风险资产比重越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根据《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50%，属于风险次高资产，该指标的扩大有助于有效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此外，可增加对中央政府投资的公共企业（如电信、中国电力公司以及其他涉及、能源等公用事业的企业，包含其在上海的子公司）的贷款，也可以有效控制和缓解资产风险水平。 　　（三）在拓展贷款业务时，尽力争取符合规定的质押或担保方式，增加风险缓释量。新《办法》规定了对贷款的缓释项目，即有质押、担保方式的贷款，可享有与质押物或保证人相同的优惠风险权重，风险缓释对降低风险资产比例的作用无庸置疑。比如一笔对公贷款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