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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粉丝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份的双重性论文 论粉丝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份的双重性全文如下： 长期以来，“消费”都是颇被歧视和诟病的词语。“consume”在14世纪就出现在英文里，指涉摧毁、耗尽、浪费和肺结核等负面意义。直到18世纪中叶，该词才开始“以中性的意涵出现在有关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描述里”[1]85。但消费者和消费通常还是被当作生产者和生产的反面被定义。人们普遍认为，消费没有诸如生产、管理、商业等“真正的”工作重要，消费是从属于生产的，“消费”意味着轻浮、浪费、腐化堕落。 进入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全面的变革。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现代化进程出现的摩天大厦、购物中心，及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即便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人口大国，也因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迈进了消费时代的门槛。马克思曾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2]191如今，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扮演着消费者的身份，“消费”成了人们必须的生存方式。 在形形色色的消费者中，粉丝是很特别的一群人，粉丝消费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方式。“粉丝”由英语“fans”音译成中文，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始于2021年湖南卫视的选秀比赛———“超级女声”。它将“迷”和“追星族”两个词的意义融合到一起。作为消费者，粉丝有“迷”的忠实与狂热，却远不同于“追星族”时期的散乱、无知。 首先，“粉丝”被称为“过度的消费者”。电视剧、体育球队和影视明星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只是商品化的娱乐消费形式;但对粉丝来说，却是塑造自我、建构社群的“涡流”。所以，与普通观众相比，粉丝会不计得失在文化产品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经历与情感。例如，李宇春每出一张专辑，玉米李宇春粉丝的自称都进行疯狂“扫碟”。所谓“扫碟”，指玉米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历在音像店、书店、超市等销售场所了解店内铺货、宣传和销售情况，并分别在不同店购买专辑，目的是制造出专辑热销、购买者众多的场面，从而提升商家对专辑的信心并继续铺货“[3]109。”扫碟“是一种昂贵的消费活动。从百度李宇春贴吧中玉米分享”扫碟“过程可以看出，在一次扫碟活动中，玉米至少要购买15-20张正版CD，最少要花费525-700元。 除了时间、金钱上的付出，粉丝们也会从文化产品中制造出更高强度的意义。他们会在偶像身上倾注更多的情感，建立起更为亲密的关系。许多玉米将李宇春当作自己的孩子，将她们的劳动看作是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和培养。玉米喜欢将李宇春称作”小孩“、”咱家孩子“，将参加李宇春的演唱会亲切地称作”来给小孩扎场子“。如果在李宇春身上花费过多，也会进行自我安慰：”现在买件衣服都要上千呢，养孩子还不得花个千儿八百的?“如此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粉丝对偶像的痴迷关系。 其次，”粉丝“是”完美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习惯非常固定，可预测程度很高。粉丝会购买跟偶像有关的所有物品，包括唱片、代言产品、书籍等。粉丝的完美消费动机不取决于人工制品内在的独特品质，而是来自粉丝和人工制品的互动产生的价值。对喜欢对象物品的购买与收藏，既是粉丝身份的象征，也是粉丝近距离接触偶像的一种方式。赫本、泰勒等好莱坞影星死后，她们生前所用过的东西进行拍卖，粉丝们疯狂抢购，使物品卖出了远远超出其价值。实际价值与拍出价钱的巨大价差被明星的偶像效应填平。对于文化工业来说，粉丝成为一个额外的市场，他们不仅经常大量购买衍生产品，而且提供了许多宝贵而又免费的有关市场趋势和偏好的反馈。粉丝的这种固定、可预测的消费方式，造就了”明星经济“的诞生。”明星经济“是通过”赋值“的方式实现盈利，其锁定的受众群就是明星背后的粉丝。 在2021年超女比赛中，湖南卫视仅短信收入一项就高达3000万元，完全来自粉丝腰包。赛后湖南电视台投资创立的上海天娱传媒有线公司负责对超女品牌进行全方位开发;围绕”超女“出品的书籍、杂志、文化用品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在广告代言业务方面，天娱获利至少1000万元，在演出方面，超女的全国10场巡演，整体上座量达到60万人次，门票总收入超过1。5亿元“[4]334。明星效应拉动了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 比如，”超级女声“选秀活动过程中，在交通方面，全国各地铁杆粉丝为了到长沙看超女花销巨大。到了长沙以后，为近距离堵截超女，粉丝住进湖南广电中心旁边宾馆的别墅区，切切实实促进了当地的交通、旅游的发展。另外，进行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甚至无线上网投票也是粉丝们一笔不小的支出。对电信、网络运营商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从”超级女声“的大众海选到天娱公司的明星包装，湖南卫视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