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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创伤记忆 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流浪史，是一部遭受隔离、驱逐与屠杀的历史，美国犹太作家或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或是以此为题材对历史进行重构，在作品中反映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在他们的作品中，在美国犹太作家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民族灭亡的恐惧始终存在。 一、犹太人的流浪悲歌 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刻着一首名为《新巨人》的诗，作者是美国犹太女诗人爱玛·拉匝鲁斯。这首诗的主旨是支持那些在俄国大迫害时期受压迫的犹太人，向那些疲惫不堪、穷困潦倒，为呼吸自由空气而来的拥挤的人们展开热烈的臂膀。爱玛诗歌艺术高超，她的另一首诗《在新港犹太教堂里》表达了犹太人在美国流浪的途中死亡的悲苦。在诗中，爱玛用了“长明灯”、“墓碑上的祷文”等意象，象征了犹太民族的灭亡，只是剩下一束不死的光辉。爱玛在诗中认为犹太人的命运就是流浪，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不过她还是坚信美国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犹太人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他们的民族信仰。爱玛创作的戏剧《死亡舞蹈》写了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期间，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没有感染黑死病的犹太人被认为是疾病的始作俑者及故意传播者，遭到残酷的杀戮。爱玛用诗歌和戏剧诉说犹太人的苦难，与反犹主义作斗争，表达了对美国犹太移民的同情。 表现犹太人集体悲伤的著名诗人雅各·格莱特斯坦有一首著名的诗，题目是《1919》。在诗中描写了美国正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把外来的所有民族的文化统统压碎，抛进大熔炉之中。犹太人在千百年的流浪之中一直被认为是多余的人，是低等的、邪恶的。这首诗表达了美国社会试图把整个犹太民族同化掉，抹去犹太人的民族特性，犹太人陷入无处藏身的尴尬处境。 二、犹太人遭受屠杀的苦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最令犹太人恐惧和痛苦的事件，在犹太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然而在美国，从二战开始一直到70年代中期，犹太人所遭受的屠杀面临着被美国化的问题。所谓美国化一方面是指将大屠杀归为人道主义灾难，没有专门强调被屠杀的是犹太人，另一方面将被屠杀的犹太人神圣化，忽略了具体的现实中的犹太人的灾难。在当时，包括许多犹太人在内的美国人保持了沉默。在二战之后的美国犹太人正全力奔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不愿意被视为受害者，不愿意被社会边缘化，不愿意被视为另类，他们怕激怒在美国的反犹主义者而威胁到自己的生存。许多的美国作家也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 被称为“寻根”作家的迈耶·莱文写了非法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所面临的各种困苦，并据此写成了小说《我父亲的房子》。这部小说讲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以及犹太人寻找归宿并回归巴勒斯坦的故事。迈耶·莱文还介绍引进了日记体小说《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这部小说最初于1947年在荷兰出版，后来在莱文的努力下于1952年在美国出版发行。其主要讲述了一位名叫安妮·弗兰克的犹太小姑娘躲藏在朋友家中以逃避德国纳粹的屠杀，与保护她的朋友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但最终被搜捕并被杀害在纳粹集中营的故事。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话剧及电影，许多中学生被要求阅读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学生了解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教科书。 辛西娅·奥克兹是一位愿意坦陈自己犹太身份的女作家，其短篇小说《围巾》反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犹太人所遭受到的迫害。这篇小说情节结构简单，但是以小见大，表明了母性的伟大、人的求生本能及纳粹分子的罪恶。小说的背景是纳粹集中营，母亲罗莎用围巾包裹着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儿玛格达，被纳粹士兵押送与大批的犹太难民一起走向死亡。母亲饥寒交迫，乳房干瘪，没有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孩子。与罗莎同行的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斯特拉，她十分妒忌玛格达，最后斯特拉夺走了围巾，小玛格达则悲惨地死去了。当玛格达掉到地上死去后，母亲出于求生的本能既没有扑过去，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哀嚎，因为她扑过去纳粹军人就会开枪。母亲只能把围巾死死地堵住自己的嘴巴，把悲痛压在自己的心里。在纳粹死亡的威胁之下，特斯拉的善良，母亲的母性之爱都被极度的扭曲。 诺贝尔奖获得者辛格1935年就离开了波兰移民美国，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但他长期在纽约与大屠杀的幸存者生活在一起，获得了大量与大屠杀有关的创作素材。辛格认为大屠杀是全欧洲人的浩劫，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去描写大屠杀事件本身，小说应该表现的是个体而非群体。辛格更关注大屠杀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的心灵创伤、大屠杀使人们产生的恐惧意识以及对大屠杀受难者的追思和怀念。《格雷的撒旦》是辛格创作的第一步意第绪语的小说，1955年出版英文版，引起批评界的重视。这部小说讲述了17世纪60年代发生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1648年，哥萨克战败而迁怒犹太人，屠杀波兰和乌克兰25万犹太人，焚毁大量犹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