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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趋同成因分析综述 　　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问题被提出以后，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愈发严重；有的学者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将由趋同走向趋异。大部分学者首先分析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然后指出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危害，最后寻找出对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及数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变时期，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变，使其向高度化发展，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成因进行归纳分析，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的认识。　　一、“体制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体制弊端是产生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主要的内在根源。　　（一）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而对产业发展的干预　　江小涓、刘世锦对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中，认为地方政府发展电冰箱项目的愿望受地方政府项目选择标准的推动。据一项调查，在地方政府投资项目选择的各种动机中，“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满足本地需要”，无论在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中都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分别是“加快合乎发展”和“在同级政府中领先”。　　杨伟民、沈霖等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了六种不同形式的财政承包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决策权扩大；地方政府不满足于接受逐步弱化的再分配成果，开始进行地方产业结构、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努力，以享受高附加价值的收益。　　卢现祥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主要根源在于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地方政府对政绩追求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刺激（如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发展的“九五”计划）就是我国产业结构周期性出现的根源。从深层次来看，我国地方政府之所以充当投资和产业发展的主体，根源在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启动。在产权制度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充当投资主体和产业发展的主体。　　夏兴园、李洪斌等认为，各地方和各部门利益的驱动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利益集团长期主观追求利益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均衡”。　　宋宪平认为，体制障碍是产业结构趋同的内在根源，改革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强化了地方利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决定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重点，决定产业配置格局，一些投资少、见效快、价高利厚的投资项目成为各地方政府首先追逐的目标。　　韦伟、孙军、顾朝林等从契约的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安全和稳定作用，尽管这种体制很脆弱，但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在市场经济规则有效的情况下，这种保护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由于契约制度在我国发育不良，全社会契约制度和观念的缺失，难以实现真正实现跨地区产业协作，加上以行政区经济为特征的各地决策者盲目追求政绩，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从契约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这是一个新的角度。认为产权主体的不明确导致契约主体缺失，从而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及市场不均衡、信息不对称、地区分工协作难以形成，最终的结果是地区产业结构盲目的趋同。归根结底，还是产权不明的问题。　　王晓春、胡荣涛、张许颖、苏明吾等利用博弈论来分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成因。王晓春从“囚徒困境”角度分析了政府行为，并把各级政府比喻为各个囚徒，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各个投资主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人们会发觉，“囚徒困境”是形成新一论产业结构趋同的经济根源。所谓“囚徒困境”是指两个都具有理性的嫌疑犯各自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却是帕累托无效的。胡荣涛、张许颖、苏明吾等认为地区利益始终对地方政府行为是一种基本的制约因素，地方政府有关产业调整和发展的博弈行为是在追求地区利益中开始和结束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是形成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用博弈行为分析模型论证了该论点。何伟通过建立“重复投资困境博弈模型”和“引入外部影响能发挥比较优势的投资博弈模型”，论证了在“个体行为理性”原则下，每个投资主体策略选择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重复投资不可避免。　　将博弈论分析方法引入，对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成因进行分析是一大进步，不仅将博弈论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推广，而且能够很清晰的构建了产业结构趋同分析的框架，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方法。　　总之，上述观点认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