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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论文 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中国研究是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本文由费正清入手，论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缘起、发展动力、主要发展阶段，以及目前的基本状况。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它的具体形态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范式和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互动的结果。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研究迥然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后者侧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一、费正清与当代中国研究 尽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但它的兴起却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密切相关。在费正清去世后，他的妻子费慰梅Wilma Fairbank曾写道：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1]p.I 有人计算过，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2]P.155 费正清与中国结缘始于1930年代。1932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的费正清来到中国，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访问中国的4年里，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而且与费慰梅在北京结婚，并担任清华大学讲师达3年之久。1936年费正清在牛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哈佛大学任教。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费正清数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等单位工作，并根据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独特了解，写成了后来闻名遐尔的《美国与中国》1948一书。 虽然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因此它应该和原先的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它必须有赖于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为此，他在1955年分别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各出资20万美金和27.8万美金，资助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两年后福特基金又追加了30万美金。这两个项目的资助使得1956年哈佛大学能够顺利地建立东亚研究中心。 除此以外，经他努力，哈佛大学还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先后于1957年和1959年后在经济系和社会学系分别设立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授职位。自1956-1977年，费正清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达21年之久。在哈佛期间，有人统计过，他培养的学生有数千名之多，包括100多名由他指导或间接指导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乐美国70-80所大学的东亚研究讲坛。以致人们将他称之为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3]p.73在他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先后为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傅高义第二任和政治学家裴宜理E.Perry。现在的哈佛大学，以汉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哈佛-燕京学社和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目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研究的两大基地。 二、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 纵观当代中国研究5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这一领域的发展动力在前30年和后20年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当代中国研究的目的，是因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旧中国的战乱和分崩离析，而且宣告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制，它不仅与旧中国迥然不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当时的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意识到了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 上述认识和看法，在费正清的论述中获得了清晰的表达：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费正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