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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怎样的 案例一：2021年，李甲和妻子黄某同李甲的母亲签订一份书面《扶养赠与协议》，李甲和妻子为协议甲方，李母为协议乙方，双方约定如下：乙方健在期间的生活由甲方照顾，谢世后的事宜也由甲方负责;乙方个人所有的财产都归甲方夫妇所有。该份协议有双方的签字，内容由他人代书，并有一名见证人见证。后李母于2021年死亡，李甲夫妇遂要求按照协议约定继承母亲的遗产，但遭到李甲的兄弟姐妹的反对，他们认为母亲和李甲夫妇签订这份协议本质上是遗赠扶养协议，但李甲是母亲的儿子，本身就有照顾母亲的义务，不能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当事人。本案中，李甲夫妇和李母所签协议究竟是何性质，李甲夫妇能否依据协议获得李母的遗产? 案例二：原告王某的父亲于2021年死亡，被告陈某为王某的继母。陈某与王某父亲于1990年结婚，二人在2021年取得位于QZ路一套房屋的产权，产权登记在二人名下。现王某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割以上房屋中属于父亲的遗产份额。但被告则提出，QZ路房屋为双方另一套位于WP路的房屋动迁得来，当时王某已同其父亲达成协议，承诺放弃对WP路房屋产权、生活资料的使用和继承权利，所以王某无权要求分割QZ路房屋的产权份额。一般认为，只有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可以表示放弃继承，那么本案中王某与其父亲的协议约定，能否认定为王某放弃继承的依据? 案例三：被告赵某是被继承人赵老先生的儿子。原告任某的母亲原为赵老先生的女儿，后过继给了他人，但一家人始终保持来往。2021年，赵老先生和任某签订一份《遗赠扶养协议》，双方约定由任某照顾赵老先生的晚年生活，并负责老先生的身后事宜，同时赵老先生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在过世后赠予任某。赵老先生于2021年过世，任某凭借《遗赠扶养协议》要求继承赵老先生的房屋，却遭到赵某的反对，并对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认为任某虽和老人同住，但其本人没有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而是委托其母亲即赵老先生的亲生女儿进行照料，因此即使协议有效，任某也不符合获得遗产的条件。本案中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辨别，但对任某的生养死葬义务的履行情况又该如何认定? 案例四：2021年7月，某保险公司与潘A在公证处签署“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合同”并进行了公正，同时潘A进行了遗嘱公证。潘A、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和某保险公司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并进行了公证。其中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潘A将房屋产权抵押给某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给潘A，一直延续至其死亡。当潘A死亡时，某保险公司将设定抵押的房屋进行销售、出租或拍卖后，所得价款先用于清偿所有保险费用，某保险公司享有该阶段房屋的升值部分。在扣除所有保险费用和房屋升值部分价值外，如果有剩余价值的由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 一、继承合同的概念与分类 1、继承合同的概念 在以上四个案例中，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都与遗产所有人是否可以称之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不无疑问，但本文的结论认为应该将继承合同纳入我国现有法律调整的范围，故后文不再称其为遗产所有人，而是根据不同语境称其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在其生前就遗产的处分进行了约定。这种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遗赠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就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取得或者放弃问题所订立的合同，称为继承合同。与遗嘱继承或遗赠相同，继承合同是一种死因处分行为，但其与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遗产继承方式又有着较大区别。 法理上，继承合同系一种财产行为，其本质应为契约。从主体来看，继承合同一方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而另一方则可以是法定继承人，也可以为非法定继承人受遗赠人。从合同的内容看，其秉持了合同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约定权利义务，即合同内容由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与相对方合意决定。此外，继承合同的受益人可以为合同双方外的第三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这也大大突破了我国现有的继承制度。从生效时间来看，继承合同在成立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合同双方的行为均需受到约定内容的限制。 不同于赠与和遗赠，继承合同应当是双务性的，其以双方所约定的对价为核心，只是这种对价未必要求等价。比如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答应在死亡后，其所拥有的房屋由合同相对方取得所有权，其对价是相对方照顾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方为照顾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所付出的费用可能少于、也可能多于其可取得的房屋价值。但这种对价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具体的内容，只需双方协商一致即可。在案例四中，因为采用了保险合同的形式，继承合同甚至可以带有射幸的色彩。 2、继承合同的分类 继承合同根据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可分为赋权合同和弃权合同。赋权合同指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与相对人之间订立的赋予相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