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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论文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全文如下： 1、在我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层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2、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 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3、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