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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论文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全文如下： 1982年我国制定了首部民事诉讼法，先后经过1991年和2021年两次修改，是近30年中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程序法规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民事案件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经历过的“民事司法危机”。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2021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2021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达609万件，占所有一审案件的87%。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了繁重的审判工作，审判机关亟需通过诉讼程序的科学化来提高诉讼效率。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诉权保障水平也亟待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得以提高。相形之下，现行民事诉讼法暴露出诸多弊端： 诉讼程序不够灵活，不方便当事人选择;运作中存在很多浪费诉讼资源的现象;证据制度的规定也过于原则，不利操作;法官的裁量权过大;再审案件过多;有关公共利益的纠纷无法通过公益诉讼获得解决，等等。 可以说，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共识和足够的动力。立法、司法及学术界都将这部法律的修改重点，集中于完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衔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和强化民事执行措施等制度方面，这些修改建议针对性非常强，很多对策也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尚缺乏“顶层设计”，亦即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的重视还不够，例如增加各种程序不能不考虑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的“两审终审”的审级框架;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措施应从宪法权利的高度去考虑;证据失权的规定也宜以合宪性的视角去审视，等等。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经验充分显示，如果脱离开宪法而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去修法，民事诉讼法也只能依然是“审判法”或者“手续法”，而无法成为公民的诉权保护法。不但“起诉难”、“再审难”、“执行难”不能得到根治，“送达难”、“举证难”等新问题还可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诉讼症结。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认真地对待宪法，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科学化首先应当从宪法根据之中获得支撑。 诉权保护的宪法理念。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将公民的诉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依宪法理念或对宪法的解释，任何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保护。司法机关应当确保公民行使诉权。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解决“起诉难”是采纳“立案登记制”，还是沿袭传统的“立案审查制”?两者孰优孰劣?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主体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上的发展变化和民事司法救济的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的“高阶化”难以适应当前解决民事纠纷的实际需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要有明确的被告;三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与长期以来的司法政策限制一起成为起诉难的症结所在。 如果从宪政的视角看，改进的方向便不言自明——当事人对自己处于争议中的民事权利应当享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他们应有接近正义、利用法院从而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从法院的职责看，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实际上就明确了法院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对民事案件拒绝受理，也不得拒绝裁判。 基于这样的审判义务，立法上就有必要着手解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中存在的缺陷，比如，起诉条件设定过高，用词模糊，弹性极大等。而立案登记制度的特点，就是规定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就无需进行审查，而应立案登记。法院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用立案登记制代替立案审查制，旨在确保诉权免遭侵害及有效行使，当然，从更广的视野看，为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考虑充实和完善各种制度以消除起诉、应诉的障碍，不但要建立立案登记制，在大的环境方面还要进一步改革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法律咨询制度，以减轻社会成员的诉讼费用负担及解决法律知识欠缺方面的障碍。 当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要注重保障诉权，也要对滥诉行为给予制裁。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诉权滥用的现象，如原告通过行使诉权来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诉讼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捏造侵权事实，通过诉讼来提高知名度，等等。这些滥诉行为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因而在修法时增加规制这种不法行为的措施，也是应有之义。 学理上，应从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