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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新我始得真,费新我左笔书法新论 费新我（1903—1992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书坛唯一一位以“左笔”蜚声中外的书法大家。先生生前作书数以万计，所作奔放劲健、奇崛多姿。在上世纪70年代先生成名以后，“新我左笔”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在海内外影响极大。那么，费书究竟胜在何处？又有何书史价值及意义呢？笔者拟以“四性”：精神性、视觉性、独特（技术）性、实用及审美共融性就此问题作一剖析。 一、精神性 精神性是艺术品价值之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体，它必须融汇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就费书而言，其精神性正是费新我先生个体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会生发的集中展现。这种精神性既突显了费书独特的人文精神的一面，也向后人昭示了费氏所身处的时代风貌。 在书法越来越走向“展览化”的今天，书法创作的功利性急剧膨胀，精神性反而失落和受到了削弱，许多作品徒成一幅幅笔墨的拾掇和堆砌，不能引发欣赏者的共鸣，调动不起欣赏者的情绪，更不必奢谈打动人或震撼人了。或许，对费新我书法精神性的释读和宣扬，能给我们当前的书法创作以某种启发。 费新我书法的精神性不妨以“新我精神”四字概括之。 愚以为，“新我精神”之核心即是不断“新我”。 这种精神既表现为大家所熟知的上世纪50年代以书易画、以左手代右手，重燃艺术生命之火；也表现为不甘故我，不断奋进以不断新我的“艺术长青”。他有一方闲章曰“人书未老”，正是先生这种精神的鲜活写照。更有一种不信邪、不服老、不畏难、不气馁的倔劲和韧性，让他独出偏师、老当益壮、勇猛精进。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他晚年的书法不仅没有表现为洗尽铅华、褪尽火气、平淡宁静的“人书俱老”，反而更加奔放、激越、大刀阔斧、一往无前，一点也没有老态，更与病态、颓态毫不沾边。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们时，仍然很难将这些无比“生猛”的作品和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精神性既有数十年练习太极拳的身体基础，也有费氏个性学养之熔铸，更是他在书学上知难而上、历练升华的结果。精神性让费书在独特奇崛的外表下充实着“内美”，发出由内而外，精神饱满的夺目光华。 因此，我们不难推论费氏左书精神性的充盈正是先生书法成功的支柱，这种精神性和先生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诠释了“书如其人”的深刻内涵。 “新我左笔”所蕴含的精神性向世人展现了一种生生不息、宏大充实的气象，正如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渤海之滨答友人所云：“书法需像大海一样，有磅礴的气势，有无穷的力量，有强烈的节奏；要像大海一样波澜起伏，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永不枯竭，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力量。”真是夫子自道啊！ 二、视觉性 如果说精神性让费书的内在充盈结实，那么，视觉性则打造出费书外在的夺目光华。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费老左笔”的视觉冲力在其同时代的作品中是罕有其匹的。这种纵跃飞动、跌宕起伏、充满张力、逸出常态的笔调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种“前卫”。“前卫”的视觉性让费书不仅在其声名显赫的时代，即使放在整个20世纪的代表性书家中，也显得非常的“现代”。这种视觉上的“现代”让费书在七八十叱咤书坛，风靡一时，成为众多书法爱好者的“最爱”。这一现象至今尚未引起当代书法创作研究者及现代书法倡导者们的注意，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费书的视觉性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出人意表的点画、结字 众所周知，左笔所书因其一反正常右手书写的习惯，所书点画必不能和右手相合，而是处处显示出左手的生涩、别扭，这些问题都在先生“十年苦修”（1961—1970年）后迎刃而解并渐入佳境了。加之新我先生对左手作书“使我摆脱了熟境”的理性认识，所以，新我左笔“将左就左”，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左书所带来的“非常规”效果，所书点画、结字可谓千形万状、变化多端。时而“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时而如“吴带当风”，轻柔曼妙；时而如长枪大戟，横扫千军；时而如云锦当空，天女散花；时而如山峰峙立，头角峥嵘；时而如篆之圆转，时而若隶之分张。至如点画之轻重粗细、长短展促，结字之大小、宽窄、伸缩、穿插，真是不一而足。所作往往出人意表，动人遐思，给人以奇幻讶异的审美享受。代表作品如：“范成大词《忆秦娥》轴、杜甫诗《戏为双松图歌》五屏、李白诗《望庐山瀑布》轴、苏轼诗《望湖楼醉书》轴”等，表现得尤为精彩淋漓。 （二）強烈的墨色对比 “新我左笔”的视觉性还表现在墨色的强烈对比上，这当然和先生还是一位画家不无关联。其所书墨色浓淡干枯，自然变化。浓重而厚实，枯干而苍劲，湿滴而滋润。浓墨处如点漆，飞白中见锋势，浓深处如“黑云压城城欲摧”，淡浅处似树梢被雪自苍茫。 墨色的浓、淡、轻重、干湿、黑厚与飞白，恰成鲜明对比，强烈眩目。特别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