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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路上的团结小故事 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特别想见阿拉法特。我不是特别了解阿拉法特，只是发现这个头上总是缠着黑白或红白相间方格头巾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新闻出镜率很高。我想不出想见他的理由，也想不出不想见他的理由，也没有人告诉我可不可以见到他。我没想那么多，要是知道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都找不到他，估计我也会打退堂鼓。我只是背起了背包，出发了。到了阿拉法特家门口，正好碰上他和以色列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开商讨会议。我见到了阿拉法特，可是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在阿拉法特家的院墙下站着照了张相。回家了，我告诉别人我见过阿拉法特，他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 二十几岁时，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一对年轻情侣结伴横渡了撒哈拉沙漠。我觉得好浪漫，忽然也好想去看看撒哈拉沙漠，像那对情侣一样。于是，我又背起包出发了。到了撒哈拉，我跳上一辆卡车。看见了好多沙子，我的前后左右都是沙子。车子在沙漠里开了一天一夜，看到的还是沙子。我问司机，前面是不是还有很多沙子?司机点头，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看够了，就下了车，背着包又回来了。 有一年，我去欧洲旅行。没带多少钱，没带换洗衣服，身上穿的一件白T恤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了。走到巴黎卢浮宫附近的一条商业街时，我被一家西装店橱窗里的西服吸引住了。我走进店里，试穿了这套西服，并搭配了衬衫、领带和腰带。穿戴完毕后，我走出了试衣间冲镜子里一看：“哇，眼前这个小伙简直帅呆了!”我立刻下决心要穿着这套西装走出这家店。可是当我一眼吊牌，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套西装折合成韩元大约要120万，我身上刚好只有120万，要是买了这套西装，我就身无分文了，而接下来我还打算在欧洲各国游历两个月。可是这套西装实在太好，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它在橱窗里翘首以盼的就是我这个主人。 我坐在那里，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决定，将镜子里那个穿着西装的帅小伙带出去，不能让他留在店里。 我买下了这套西装。当天晚上，就穿着这套西装露宿卢森堡公园。我才知道自己买的这套西装牌子叫BOSS。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就开始焦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动了一番脑筋之后，我跑到一家酒店，找到老板，对老板说，要是我能拉来三个客户，请让我免费住一晚上;要是能拉来三个以上客户，多出的分点提成给我，老板欣然同意。当天，我一口气拉来了30个客户。后来从这家酒店离开时，我的兜里有了大约一千万韩元。 这就是韩国“DDANZI日报”的社长金语俊在“青春季”节目上的一次演讲。这个留着一头蓬乱的披肩长发的韩国人对于眼下的幸福执著追求以及说走就走的霸气态度，逗乐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陷入深思。演讲最后，他说：“幸福不是一笔储蓄，可以留待以后提取。某一刻的幸福会在那一刻就失去，一旦失去就再也没办法找回。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刻幸福，牢牢把握住当下的幸福。” 1927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诺隐修院，一个面容沉静的中国人，脱下笔挺的西服，换上黑色宽松的修士青袍，正式成为隐修院的修士。他就是民国初年煊赫一时的内阁陆征祥。这年，他56岁。陆征祥奔赴异域遁入空门，与一位名叫培德的比利时女人有关。 1892年，沙俄向清政府提出谈判帕米尔划界问题。20岁的陆征祥，奉清廷指派，担任驻俄公使馆四等翻译官。陆征祥很快就得到钦使许景澄的赏识，被收为门下弟子。许景澄每次受邀赴宴，都会带他参加，悉心栽培。渐渐地，陆征祥成了圣彼得堡社交圈里活跃人物。他发现，宴会中，总有一双热情好奇的蓝色眼眸追随着他。眼眸的主人，叫培德。 培德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她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高级军官。一场舞下来，他喜欢上这个热情大方、率真漂亮的比利时女人。而陆征祥优雅的舞姿和非凡的风度也俘虏了培德的芳心。舞会结束时，他们两情依依，竟不愿分手。 一年后，他们决定结为终身伴侣。那一年，陆征祥24岁，培德46岁。陆征祥的父亲气得一病不起。清廷使馆上下也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外交官不能娶外国太太，朋友提醒他：“你这样做，会断送前途。”陆征祥淡然一笑说：“我知道，我不在乎，在我心中，惟爱永恒。” 许景澄不愿清廷失去一位年轻优秀的外交官，便奏明清廷，从利于外交出发，准其联姻。但要求陆征祥在正式场合不可带培德出席。 1899年2月12日，陆征祥和培德结婚。后来，陆征祥屡次担任外交总长，培德总积极帮衬，但从不陪丈夫出入外交场合。陆征祥代表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签字后，整日闷闷不乐，深深自责：“这是一件碎心的事。”培德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安慰他，多跟天主祈祷吧，天主是最了解真相的，会原谅你的。尽管他们始终无儿无女，但生活和美融洽。 1922年，向来身体健康的培德竟一病不起，医生建议应往欧洲养病。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