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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长征故事 1933年3月，红军宣传员来到了叶冰的家乡——四川通江县空山巴坝村。“宣传员说，‘当红军就能打土豪，就能解放穷人’，我一听，很兴奋，就参加了红军。”老人回忆说。 18岁的叶冰在红军中的第一份工作是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勤务员。 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组建妇女粮秣队，叶冰和其他300多位姐妹一起负责筹集粮食、盐巴等军用物资。 1935年3月29日，妇女粮秣队按上级要求把粮食运到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的出发地———塔子山边，并做好了渡江准备。 29日晚9时左右，叶冰等登上木船、竹筏，向嘉陵江西岸急驶。不一会儿，对面的敌人发觉了，射来密集的枪弹。有的船被打穿，摇摇摆摆下沉。 老人回忆说：“会水的同志跳下船，泅水过江。我们这些不会水的，把衣服脱下来，堵住漏洞。” “有的同志负伤了，有的牺牲了。天亮时，我们在前卫部队的支援下，终于过了江。”同许多红军战士一样，叶冰当时并不知道，从渡江的那一刻起，她们已开始长征。 强渡嘉陵江后，妇女粮秣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突破天险剑门关。 剑门关是四川的门户，只有一条人行道穿过主峰。 叶冰回忆说，在前卫部队掩护下，她们贴着石崖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背这么重的粮食爬这么高的山，我们这些女战士都是第一次。” 老人回忆说，当时为了鼓劲，她们还自编了不少顺口溜，“比如拐弯的时候，前边人喊：‘慢转十字拐’，后面的应：‘前摆后不摆’;登陡岭时，前面喊：‘陡上又加陡’，后面就应：‘越陡越好走’……” 那时已是初夏时节，太阳毒辣，一些缠过足刚放脚的女兵，脚踝都走肿了。 当然，在叶冰的印象里，最苦的要数伙夫。部队休息，她们要挖灶架锅，挑水做饭;爬山时她们走在队伍前面，每遇敌机轰炸，她们不是用锅做掩护，而是用身体掩护锅。 老人回忆：“一次，一位外号叫‘虱子’的小鬼对胡桂英姐姐说：‘胡姐，你真是傻瓜，不藏在锅下面，却趴在锅上面，你的肉能赛过铜吗?’胡姐说：‘小鬼，把锅打破了，你啥都没得吃啰。’” 回忆长征中的背粮历程，叶冰认为，最艰难的还是翻越夹金山。那一次，她背的粮食有60多斤，几乎赶上了她的体重。 在夹金山脚下，鼻子、嘴被太阳晒得像要冒烟似的;还没爬到半山腰，就狂风骤起，雪屑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很快，豆大的冰雹也下了起来。当时，我身上只穿着单衣，双脚裂开了很多口子。”老人不堪回首，“简直比剑门关还难!” 第三次过草地时，叶冰被调入四方面军医院当护士。“过草地是一次比一次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三过草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草地那么大，永远走不完?” 叶冰说，那个时候伤员太多了，不光是炸伤的，还有冻伤、饿伤的。 由于药品极其匮乏，给伤员治疗时，一般是用盐水就着当地的一种黄纸，贴在伤口上。许多伤员的伤口不仅流脓、流血，而且长了蛆，有时一个伤员身上的蛆能装满半个脸盆，咬得伤员直哭。“我和战友们就用草熏，有时把伤员给熏哭了。长征路上的看护实在不容易。” 行军途中没有肥皂，叶冰洗衣服时，只是把衣服放在水里揉揉，然后穿在身上，靠太阳和体温把它弄干。身上的虱子特别多，战友们互相捉虱子，放入火里烧。叶冰对火烧虱子时发出的“咝咝”声至今都忘记不了。 走出草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给叶冰发了一件羊毛棉衣，“当时激动得不行。” 抗日战争期间，叶冰一直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还当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美国医生马海德的助手。 解放后，叶冰随丈夫到了新疆。目前，她在江西吉安的红军院里安度晚年。 1934年5月，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战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博古、李德打算在必要时撤出苏区。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李德是个被陈云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他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在党和红军面临覆没危险的严重时刻，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改变红军的行动方向，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决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及时间、地点，必须向政治局报告。这实际上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