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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的马基雅弗利” 动物学君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提出了“人杀戮猿”概念,这是对人类天性之中残忍阴暗面的一次正视。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其实拥有着悠久的暴力传统,有研究者认为战争起源大概早于人类和黑猩猩分家(约六百万年之前)之时。换而言之,这行为绝非人类所特有。 1974年,著名传奇女性、动物学家珍·古道尔报道说,她在坦桑尼亚地区记录到了一次黑猩猩团体间发生的长达四年的冲突争斗,此乃人类首次在种群以外观察到如此明显持久的战争行为。 就在古道尔报道这一发现的次年,一位即将对类人猿行为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荷兰人,正式踏上了他的黑猩猩之旅。弗朗斯·德瓦尔生于1948年,前后在荷兰三所大学接受动物学和生态学训练,1975年开始在阿纳姆动物园从事一项长达六年的黑猩猩观察项目,项目结束后,他从自己日常记录下的海量笔记中撷取素材,写就一本《黑猩猩的政治》。 这本著作很快成为了科普畅销书,并为作者赢得了“生态学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称号,是褒是贬,莫衷一是。 追究起来,很大原因在于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发生于动物界的权术之争故事,阴谋、欺诈、拉帮结派、流血暗杀……所有能在人身上找到、因权力欲望而起的纷争,都从阿纳姆的猿群中找到了端倪。关于争端阶段性后果的评价,德瓦尔甚至煞有介事地引用了《君主论》中的一段话: “一个依靠贵族的帮助获得最高权位的人要比一个依靠平民的帮助成为君主的人更难保持自己的权位,因为他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帮自以为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之中,由于这个原因,他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他们,也不能按己所愿地管理他们。” 善与恶并行 有趣的是,尽管看到了不堪,德瓦尔却仍然是一位坚定不移地信奉人类及其他动物天生有着眷顾他者之“移情”品质的性善论者。《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同样揭示了让人欣慰的事实:某种有着道德起源意义的公平诉求也出现在了这些人类亲戚的行为中。 1981年,他接受威斯康星灵长类研究中心的邀请去往美国,后又加入了亚特兰大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工作,研究黑猩猩以及倭黑猩猩,1989年以《灵长类维和》获得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着力探讨的是灵长类如何解决冲突的办法。这一出动物戏剧的舞台聚光更多打给了倭黑猩猩——直至20世纪才被发现的人类近亲,生活在刚果河岸的茂密森林中,由于看起来很像黑猩猩,最初并没有被归入另一个物种。但科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它们的习性和残暴的黑猩猩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由雌性来决定社会等级的物种,而且会持续不断地通过性接触来达到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无论性别和年龄。黑猩猩是通过巡视领地、发动进攻来划分群体界限的,而倭黑猩猩则采取一种以性接触和互相整理修饰为主的方式来维持种群内的和谐。虽然黑猩猩同样也非常热衷于性,但德瓦尔一语中的地指出:黑猩猩是通过权力之争来解决性方面的争夺,而倭黑猩猩是用性的方式来解决权力问题。 但黑猩猩也并非那么地不可救药了,显然,它们有自己的美好天性。在1996年的《性本善》一书中,德瓦尔搜集了一些案例,用以支持黑猩猩中存在着“移情”,这些情节温馨到足以运用于任何一部迪斯尼电影:一只雌黑猩猩会不辞辛劳地为年老体衰的母亲爬树摘果子,一些年幼的黑猩猩每次在接近病重的同类时都会刻意保持安静以免打扰病号的休息,以及它们会为眼盲的同类导路,甚至去帮助一只受伤的鸟,等等。2021年,德瓦尔在《猿形毕露》中,深刻地思考了人性与猿性一脉相承的两面特质——就像黑猩猩一样,人既有残暴自私,同时也不失高度社会性。他写道:“传统观点中,自然界是一片‘血雨腥风’,个体总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有余力才会考虑社会,但如果个体不先对群体贡献心力,就不可能享有群体生活的好处,因此所有社会动物都会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有些社会比较野蛮,有些社会则比较和谐……一般人经常认为,在自然界里弱者必然遭到消灭——即所谓‘丛林法则’。但实际上,社会动物对彼此其实具有相当的宽容与支持。” 基因是自私的吗 其实,在德瓦尔的诸多言说——包括其对道德、文化起源,以及猿类社会组织形态的看法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他对于“自私”做出了有别于现代主流观点的阐释。上世纪60年代,以乔治·威廉斯和威廉·汉密尔顿为领军人物,生物学界经历了一场因基因理论而起的深刻变革,把注意力都放到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上,强调选择在基因层面就开始进行了。到了“自私基因理论”的推行者理查德·道金斯那里,一系列大众科普方向的努力使得一个观点深入人心:生物个体在乎的是使自己的基因受益,因此不择手段,并由此推导出道德或利他行为都是为了博取他人好感或获得其他利益。 对于“自私”一词,德瓦尔认为,基因仅仅是DNA中的一小段,它们进行复制的成功率将依赖于它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