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docxVIP

“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 唐宋以来，由于历代出土东晋、南朝墓志罕见，治书法者言及东晋、南朝书法艺术时，无不以帖学为尊，认为东晋、南朝书家重视尺牍，因此往往把当时的尺牍墨本视为珍品，翻刻临习。如保存至今的唐人双钩、宋人刻帖流传的各种名家手迹等，即备受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随着东晋、南朝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多，墓志的书法艺术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更多关注，相关研究亦随之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回顾前人对东晋、南朝墓志书法的关注与研究，不能不提及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辨”。 一 1965年，郭沫若根据其对南京地区此前出土的王兴之夫妇、谢鲲等数方墓志基本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撰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①，推论传世王羲之《兰亭序》为他人的依托之作。郭氏此文一出，在文物界和书法学界即刻引起轩然大波。高二适认为，郭氏所论“惊心动魄”,“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1］。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法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2］。以高二适、章士钊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相继撰文，与郭沫若及支持郭氏观点的学者展开了《兰亭序》书帖的真伪之辩，“兰亭论辨”由是而起②。论辨双方均资以出土实物，钩沉古籍，持论甚严，惜受时局影响，学术受到政治干扰，未能进一步深入《兰亭论辨》所收论辨双方的论文数量相差之悬殊，本身就说明这并不是一场学术动机单纯、平等而畅所欲言的学术讨论。且《兰亭论辨》的编者在出版说明里明显流露出偏袒郭沫若一方的倾向，“郭沫若同志的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同郭沫若同志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相反的观点，‘兰亭’真伪之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将论辨双方分别置以“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境地，无疑给这场论辨作出了学术以外的定性。。 1976年文革结束后，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兰亭论辨”余波再起，文物界、史学界、书法学界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围绕《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相当多的研究论文如侯镜昶：《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喻蘅：《从怀仁集〈圣教序〉试析〈兰亭序〉之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周绍良：《〈兰亭序〉真伪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周传儒：《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朱铸禹：《〈兰亭序〉再议》，《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翁鼐：《〈兰亭序〉之管见》，庾人俊：《关于晋朝的书体问题》，马千里：《晋代书体与〈兰亭序帖〉》，《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等等。。跨学科和多视角的综合考察，促使论辨向纵深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讨论的基本倾向是绝大多数学者肯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而坚持否定论的学者已是为数寥寥，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议否定论者的动向。这一时期，学者们不仅致力于《兰亭序》真伪的考证，而且开始对此前的那场论辨进行客观冷静的反思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领域的不断拓展，书法学界开始聚焦于新兴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学学科的建立，不再纠缠于《兰亭序》书帖本身的真伪问题，前后绵延20余年的“兰亭论辨”复归沉寂。但仍不乏有相当水准的研究论文，为《兰亭序》真伪的进一步论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王玉池：《王羲之与道教和〈兰亭序〉文章问题》，《中国书法》1993年第4期；清水凯夫：《王羲之〈兰亭序〉不入选问题的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卞孝萱：《〈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王元军：《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兰亭论辨”的综述论文，系统总结前人成果，反思得失，对书法研究的梳理起到了很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兰亭论辨”进行了客观的反思与回顾，可参喻蘅：《〈兰亭序〉论战廿五年综析与辨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毛万宝：《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书法研究》1994年第4期；郑重：《回眸〈兰亭论辨〉》，《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21年第1期；陈雅飞：《中国大陆〈兰亭序〉真伪论辨回顾》，《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等。。 4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兰亭论辨”时，不难发现，若就《兰亭序》书帖真伪的讨论本身而论，其学术价值并不大。然而，其牵涉面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