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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党和国家才考虑发工资进而将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最初的工资定级标准是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担任职务高低。 邓颖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天津地委妇女的。后来她又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央妇委委员、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机要局局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不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因此，确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完全可以定为行政3级或4级。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她只要求给自己定为行政5级工资。 据曾跟随周恩来20多年、后来担任周恩来行政秘书暨西花厅的何谦回忆，当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组部关于西花厅工作人员工资的批复件后十分高兴,在稍有闲时就见缝插针向他汇报。他先汇报了中央批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后又一一汇报其他人的工资定级情况。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当汇报得差不多时，突然问：“何谦，你的工资批定的是几级?”“中组部批的是行政12级。”何谦高兴地回答。“那么李银桥呢?”又问。“行政13级。”何谦回答说。“他为什么比你还低一级呢?”“他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参加的。他比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晚了两年。”“这好像不好吧?”周恩来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着、思考着。忽然，他眼睛一亮，对何谦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于是，何谦随着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办公室。遵照周恩来的意思，何谦一进门就把中央审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的批复件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这时，周恩来望着邓颖超说：“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连忙毫不犹豫地说：“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你的意思我照办。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求再降下一级，拿行政6级的工资吧。”说完，邓颖超立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写了一份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5级降为6级的报告，并让何谦转报中央。 何谦随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周恩来又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自请降下一级工资好吗?”就这样，何谦和李银桥不但所任职务为同一职级，所拿工资也完全一样了。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周恩来如何处置11名美国间谍案 事件起因为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处无期徒刑，被告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美国人得到消息后朝野震惊。 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周恩来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但美国并未就此罢休，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会晤的愿望。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最终，考虑到中美关系交往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方决定释放11位美国间谍。 当法官宣布释放决定时，这些人开始都不敢相信，过一会儿当他们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时，罪犯们顿时异常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