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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罗斯文学崛起原因探微 摘要: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影响及“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等作为外因,普希金的开拓、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文坛前辈对后学不遗余力的提携、文学传媒发挥的文学阵地作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等作为内因,共同作用使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创造了难以复制的辉煌。 关键词:民族意识;文学批评;文学传媒;俄国知识分子 建国以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总体上侧重于对20世纪俄苏文学和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对 19世纪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以及文学衍变之因的研究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吴元迈先生曾言:“新时期20余年以来,从召开的数十次全国俄苏文学研讨会的情况看,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几个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研讨会以外,大都集中在20世纪俄苏文学方面。关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综合性研讨会,则几乎未曾开过。”[1]在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为何会突然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粗略的思考。 一 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外部原因主要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影响以及“文学成为唯一讲坛”有关。 民族意识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通过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只有民族意识形成才会有民族文学的产生。18世纪以前,俄罗斯虽然在行政区域上已经是一个国家,还经过蒙古人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但并没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契机来自于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彼得大帝的改革,启蒙运动的影响,卫国战争和十二月*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凝聚起来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一批贵族子弟成为最早被派往西欧的留学生,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先进文化,这一举措孕育了俄罗斯第一代贵族知识分子,也孕育了第一批独立创作的作家,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康杰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一大批诗人、剧作家。他们不断探索,使俄罗斯的从民间文学时代走向古典文学时代。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俄罗斯送来了启蒙思想及启蒙文学。虽然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威力不如法国。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冲击了上层社会的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书中有云:“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到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拿起笔抨击沙皇的专制制度。启蒙文学在作家的推动下一直延续到1825年十二月*人起义。 此外, 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人起义。唤起了民众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两次历史风暴直接影响了俄国文学的发展,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十二月*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先进的思想却唤醒了一大批革命家、作家。在十二月*人的感召下,俄罗斯出现了普希金这样的伟大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意识的萌动催生了普希金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他首先运用俄文创作,倡导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精神,他成了荒蛮的俄罗斯与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应运而生。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东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公元988年,俄罗斯开始引进东正教。到19世纪时东正教逐渐传播到了整个俄罗斯,成为了俄罗斯本土化的宗教。有一句古谚:“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2]可见,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意识渗透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形式。”[3]东正教对俄罗斯作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4]东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而且这种罪可以传给后代,每个人都是罪人,人要想获得救赎,就要爱人,要对贫穷、不幸充满同情和怜悯,要通过忏悔与苦修去接近上帝。俄罗斯作家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苦难时,认为自己对这种苦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问自己的灵魂,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们被有罪的念头所折磨,有时甚至显示出恐惧来,这恐惧甚至成了他们思考俄罗斯苦难和改变社会的驱动力。他们认为,献身社会的行为正是为了拯救自己,替自己赎罪。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到处充满忏悔和赎罪的意识。俄国文学的奠基者普希金如此,果戈理的晚期创作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连赫尔岑、别林斯基这样的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