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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春的励志故事 整形医生的手揉着我脸上扭曲的疤痕。医生的年纪大概比我大十几岁，长得十分英俊，他的阳刚之气与激烈的注视似乎太有力了。 他低声说：“嗯!你是模特儿吗?” 他是在开玩笑吗?我这样自问，并审视他英俊的脸，看看他是否强忍着笑意。绝对没有人会把我误认成时装模特儿。我很丑，我母亲通常会说我姐姐是一个漂亮的孩子。毕竟，我有一个疤痕来证明这些论点。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场意外——邻居的小男孩抓起一把水泥向我的脸上扔过来。急诊室的医生将我破碎的皮肤缝合，用羊肠线穿过我的脸皮外部，然后再缝合我嘴里碎裂的肉。以后的一年里，我必须用大片绷带——从面颊骨到下巴——将发炎的伤口贴住。 意外发生数周后，我又患上近视。现在我难看的绷带上加了一副又大又厚的眼镜。我蓬乱的卷发让我的头看起来像是发霉的黑面包。母亲为了省钱，带我去美容学校，让那儿的学生帮我剪头发。那个帮我剪发的学生热心过度，一把将我的头发剪掉，一时间只看到一团团的头发堆在地上，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头发已无法挽救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拿到一张免费剪发的代用券，留待下回消费时使用。 那晚我的父亲叹气说：“算了!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漂亮的，”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说，“即使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你并不漂亮。” 是啊!真是多谢了!好像我没听见同学对我的嘲弄;好像我不知道自己跟学校老师疼爱的小女孩不一样;好像我不会偶尔瞥见自己映在浴室的镜子里的脸。在一个重视美丽外表的社会里，丑女孩根本没人要。我的外表为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每次家人收看儿童选美比赛或才艺比赛的节日时，我都会躲在自己的房里哭泣。 最后我决定，虽然不能让自己变漂亮，但至少要永远让自己保持整洁的外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学会整理自己的头发、戴隐形眼镜、使用化妆品。我观察别的妇女如何适当地装扮自己，学习穿着最能凸显自己优点的衣服。现在我已经订婚了。我脸上的疤痕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缩小、淡化，却依然成为我与自己新生活之间的障碍。 “我当然不是模特儿。”我略带愤怒地说。 整形医生双手抱胸，看着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管脸上的疤?如果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非将疤痕去掉不可的话，你今天来这儿干什么?” 突然间，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所有我认识的男性。那八个受我邀请去参加舞会却拒绝我的男孩、我上大学时偶尔约会的男孩、那群长久以来忽略我的男性、我的未婚夫。我将手举到脸旁，我脸上的疤痕证明我很丑。我的眼眶盈满泪水，视线变得模糊。 医生拖了一把凳子在我身边坐下。他的膝盖几乎碰到我的，他的声音缓慢低沉。 医生轻声地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虽不是个完美的女人，但却很美丽。萝伦·贺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面镜子给我，“我常想：出色的女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我相信她们的不完美之处只会更突出她们的美，因为，由此我们确定她们也是人。” 医生将凳子向后推，然后站了起来：“我不会动你的疤，别让任何人用你的脸来愚弄你。你用自己的方式散发魅力，真正的美来自一个女人的内心。相信我，我的专业知识让我知道这点。”然后他就走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脸，医生是对的，多年以来，那个丑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从整形医院走出来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个职业演讲者，以对着成百上千的人演说为生的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男女都有赞美我，说我很美丽。而我对此知之甚详。 当我改变审视自己的角度时，别人也被迫改变看待我的角度。虽然整形医生没有移除我脸上的疤痕，但他却移去了我心里的疤痕。 菲利普是一位贵族后裔，家里很有钱，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巴黎左岸拉丁区一个有点破败的小阁楼里。他从大一开始就住在那里，一住就是6年。6年来，他一直在索邦上学，现在是艺术史博士。置身于弹丸之地的他对我说，等找到一份拿全薪的工作，我就贷款买间大点儿的。我心想，再大，恐怕也比不了他家古堡里堆放杂物的顶楼间。 菲利普一眼就洞穿了我的心思，说：“没错，我父母是有钱，可钱再多也是他们的，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是我，我的生活只能靠自己经营。”他一副本来如此的淡定，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的疑惑不那么顺理成章了。 漂亮的莱雅出身下层，却与菲利普殊途同归。她是读到大二时辍学，暂时来法语培训中心打工的，等攒足了学费，她还会返校继续学业。其实，莱雅如果留在父母身边，是完全可以顺利念完大学的。但她不愿意。像许多法国青年一样，她高中毕业会考后就卷了行李直奔巴黎。 在法国，一般的大学只收注册费，但房租却是一项逃不掉的开支，住在巴黎尤其昂贵。入学后莱雅就住进了政府补助的学生公寓，靠课余给人做家教支撑这份已经降了一半的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