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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的小故事 1858年5月15日，年轻的亚历山大·鲍罗丁从俄国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他以一篇《化学与毒理学视角上砷酸与磷酸的类比》取得了医药化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又赴德国海德堡从事博士后工作，致力于有机卤化物和苯衍生物方面的研究。 当然，今天的人们知道鲍罗丁并不是因为他在化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音乐。自古宅男爱艺术，鲍罗丁就是典型代表。1862年起，他开始跟随巴拉基耶夫学习作曲，第二年更是与一位钢琴家结婚。他的两部交响曲与两部弦乐四重奏接连出版，还被吸收进了由5名俄国主流作曲家组成的“强力集团”里。但是，尽管已经在作曲界混到了这种地位，鲍罗丁仍然没忘记他作为化学家的本职工作。1872年，他独立发现了羟醛反应，这种反应是现代医药合成的基石之一。鲍罗丁上百年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可以在学术数据库里查到。 据说，这位化学家经常在实验室里酝酿乐思，写作乐曲，因此也经常耽误实验甚至弄坏实验器材。好在他两方面都没有耽误，不论音乐还是化学方面的成就都足够令他留名青史了。 其实在著名作曲家里，在别的领域也有建树者不计其数，特别是不少作曲家拥有法学或是医学学位。最夸张的例子也许是法国作曲家卡米尔·圣桑了，这位大音乐家简直是几百年一遇的天才，除了《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他还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则涵盖了声学设计、罗马帝国时期剧院的内部装潢、古代乐器等领域，还写作过一本哲学专著，写过诗集和剧本，在大学里开讲座讲解海市蜃楼的原理。作为法国天文学会的会员，他经常为日食等天文现象的出现而举办专场音乐会，这位跨越了无数个领域的天才成为当时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许多人批评他太过“不务正业”而耽误了作曲。但圣桑流传下来的杰作已如此之多，难道还不够伟大吗? 前不久，著名的维也纳医科大学向39岁的曼弗雷德·赫金颁发终身教职，他是一位糖尿病及肾脏移植方面的专家，同时他的名字在音乐界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赫金2001年加入了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兼职拉琴，同时在德国继续着繁忙的学业;几年后，他不仅拿到了医学学位，还被选拔进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其实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想成为某个领域里的专家尚且越来越难，达到“一专多能”的程度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音乐家们也未尝不能在别的领域里试试身手，虽然未必成“家”，但人生必将因此而更加绚丽多彩。 平凡生活中,最需要来一场精神的盛宴,找一处心灵的休憩地。 一切的缘起,都因为克莱普顿,源于去年那个夏夜,他在北京国家音乐厅的一场演出。当他的那首《泪洒天堂》从指间飘出时,我看见坐在身边的庆已是泪流满面。 那个晚上庆一直在沉默,直到躺在床上了,我伸手关掉床头灯的瞬间,他突然瓮声瓮气冒出一句:“我想好了,我要成立一个乐队。” 成立一个乐队是庆大学时就有的梦想,他有一帮爱音乐的朋友,有的擅长打鼓,有的擅长键盘,有的擅长贝斯,按理说成立乐队是分分钟的事,只是上学时穷,买不起昂贵的乐器,尤其架子鼓,要好几千块钱呢,这梦想就被搁置了起来。大家都约定:等到毕业之后挣钱了,把家伙什儿都备齐了,就成立乐队,不为别的,就为自娱自乐! 却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几个朋友为了在这个城市立足四处奔波,四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接踵而来的是恋爱、买房、结婚、生子,生活像一个急速旋转的摩天轮,带着他们翻天覆地,不容喘息。好不容易等到尘埃落定,却发现彼此早已疏于联络。 庆偶尔还是弹弹吉他的,通常在晚上,我入睡之后。他独自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弹一首又一首曲子,神情静默而悠然。我知道那是属于他的私密时光。 但是我并不支持庆组建乐队。很多实际问题浮现在脑海——乐器要花很多钱吧?在哪排练?不会荒废工作吗?能和睦相处吗?万一闹出点矛盾咋办? 庆没有坚持,婚后这些年他一向尊重我的意见,只是说:“那约他们来家聚聚总可以吧?”“当然。” 没想到真的都联系上了,小萌、松川、凤鸣、国栋、那迪,这些经常出现在庆嘴边的名字,终于一个个变成活人出现在我眼前。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有的已经发福,有的当爹了,有的结了婚又离了,时间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痕迹。 细说从头,一大帮朋友坐在一大堆空酒瓶中间,开始谈起音乐。庆拿出吉他,当那首他们当年最爱的《海阔天空》的旋律响起时,所有人都沉默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那样一种明明内心激情即将满溢、但使劲压住不好意思流露出来的表情,深深打动了我。 那天,几个大男人唱啊喝啊,一首又一首老歌,将我们带回激情四溢的岁月——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涅槃的《Come as you are》……一向内敛温和的庆这么快乐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