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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小故事 毛尔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29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于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中央政治局于9月2日在巴西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着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