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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论文 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民国年间，国内民间外交团体不断兴起并进入鼎盛时期，1919年2月16日,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等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1] 最引人注目;1921年11月11日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932年3月,由南京国民政府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学界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熊斌、但唐军，2021一文中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组织架构、属性以及主要活动;朱蓉蓉在《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中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也有涉及。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架构，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背景较少。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外交的发展和抗战大环境出发，充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内容，并分析其意义，强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当前外交的借鉴作用。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背景及性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体现了抗战期间国民思想的进步和民族观念的更新;作为一个外交团体，它有别于政府官方外交，有其特殊的性质。近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不少失败，丧权辱国的耻辱让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国民外交逐渐趋于活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于抗日战争期间顺势成立。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背景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3]在西方民权思想的传播下，民族民权意识萌发，国民外交开始产生。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外交的影响力，有人提出：政府即属无用，而有国民以监督其后，亦不致贻误多方。[4]《外交报》1909年9月刊登一篇题为《论国民外交与官僚外交之别》的文章，已经显示国民外交与旧式的官僚外交、秘密外交是相对立的;外交的主体是政府，监视政府外交，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后援[5].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国民外交的概念这时己普遍为人所接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国民外交团体。[6] 五四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拒签《对德和约》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都取得了不错的外交成果。国民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属于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没有保障，其方式仅限于示威游行，其意见亦乏合法之地位，政府可以不予理会。[7]《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中引用王立诚理解的国民外交内涵，认为国民外交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影响政府对外关系的决策。 此定义将国民外交立足于外交运动。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对外交涉和交流[8].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辅助力量和后方支持。国民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危机促生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9],更多民众关注外交，参加外交活动，注重以国民外交促进政府外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拥有相对成熟的国民外交背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还有一个时代环境：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公开采取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国民党争取各国援助，发动民间团体，最大程度上取得国际盟军和西方社会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当时有人指出：现在我们展开了全面抗战，应该迅速地发动我们的国民外交，派遣大批国民使节，前往世界各国从事抗日的宣传，使国际人士皆知日本侵华的阴谋，作国际和平正义的呼吁。[10]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取得国际间广大同情，除由政府执行外交方针外，有待国民外交的促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日背景下，需要更多民间外交团体的力量时成立并立即投入活动中。1937年12月27日下午3时借汉口青年会邀集各界领袖举行国际宣传座谈会，经决议筹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38年1月1日下午3时举行第一次会员成立大会。[11]6此时政府树立权威，国内空前团结抗战。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性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别于一般的纯民间团体，因抗战背景，与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半官方的性质。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利于全面了解协会的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民间团体。首先，从协会组织结构和主要人员分析，其主席团成员为陈铭枢、陈立夫及名誉主席孙科、何应钦、王宠惠等均为国民政府重要军政高官，蔡元培、宋庆龄、李宗仁在国民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力，其均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骨干人物。但是参与的会员来自各界人士，组成人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浓厚官方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