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对王羲之书法的征集.docxVIP

贞观年间对王羲之书法的征集 打开文本图片集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自唐初以来至清末的一千多年里，其对书法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以来的一流书法家或多或少地与它发生了那么一点关系，或临写或传拓。甚至可以极为武断地说，谁要没有接触过《兰亭序》，谁就无法跻身书法名家之列。 一、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理由 对于一个书法家的喜爱，要么是自己非常喜欢，要么是社会上必须以他为榜样。对于唐太宗而言，于公来说，整理图籍法书是王朝正统性与前朝已经结束的标志，因此，树立新朝的书法标准也显得刻不容缓。对于社会而言，前代遗留的图书文物是国家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些图书文物还包含许多国家资料。『二王』手迹，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国家财富了，宋武帝、明帝都曾整理内府旧藏，明帝还向民间收集散佚，而唐代建立之初就已经接收了东都王世充手中的隋朝图书，这里面应当也包括部分『二王』的法书。因此对于李世民朝来说，收集包括『二王』手迹在内的图书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对于王羲之的推崇也显得至关重要。王羲之书作的风格是太平盛世的统一王朝所需要的。两晋南北朝时，社会混乱，文士常以怪诞荒悖遁世，兼以遭释盛行，因此王献之等人的外拓狂放的书风受到追捧，但统一之后的盛世，国家需要温和的不激不厉的文艺风格。时人评『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审美趋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个人而言，李世民出身北朝，他的书学来源应当最先来自北方书风，史载其曾向史陵学书，《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关于史陵，我们只知道他『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亦有高古，伤于疏瘦』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六O六）五月立在越州。大概是由隋入唐的人。从『疏瘦』可以大致猜测其书风大概近于欧阳询的瘦硬面貌，即近于北方书风。 李世民接触王羲之书风是从虞世南身上开始的。米芾称：『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虞世南的书学直接来源于羲之七世孙智永，是纯粹的南派，如果以此路径上追右军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李世民在学习过程中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握范本的精髓，这一点从李世民的自述中也能窥出二一情形，『吾学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不能学其形势』即言对于范本的结构态势问题不能很好地掌握和消化，他在书法用笔中重视『骨力』，正是其独到眼光，同时也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雄强书风正对他的胃口，但文字的形势与用笔始终是书法的两个方面，他始终没办法掩饰学右军而不能到的尴尬。 除此之外李世民应当也学过王献之。唐初书坛皆学王献之与萧子云，李渊本人师从王褒，而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自然李世民对王献之一流的书法也是很熟悉的。 如上所述，李世民的书学来源不止一端，他身边的书法家除了虞世南外，褚遂良等人不是纯粹的『二王』嫡派，所以李世民本身所受到的书法传承并不是简单如宋代以来所说的王羲之法，而是糅合了南北风格及『大小王』的姿态。但是在各种史料中，他书学的其他来源被掩盖，这一点与他的政治需求是有关系的。李世民以后到宋代，史陵的存在被忽略了，一个『不减欧虞』的人，《宣和书谱》中无载，《宣和书谱》更没有提到李世民曾学史陵书的事情。 南朝的文风与『小王』的书风一样，王献之的书风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笔迹流泽，婉转妍媚。』这种媚趣最初肯定吸引了李世民的眼光，但随着对书法审美理解的加深，李世民心目中王献之的地位慢慢地发生了转变，王羲之的字是吸收了张芝、锺繇等人的古法而有创新的中和的、以骨力胜的作风，相较之下，李世民自然会觉得『大王』振奋挺拔的精神更能为他的统治服务，洗涤萎靡的书风，故而他毅然决然地开始推崇王羲之，从学其书到推崇《兰亭序》文本，到为《晋书》王羲之本传作论，这一系列举动都向世人摆明了崇『大王』的态度，而以往所学，如史陵、王献之等则逐渐不再提起。 李世民甚至包括修改史料记录来尊崇王羲之。本来修史也是出于王朝正统性的目的做出的行为，因为从东汉到南北朝，王朝正统的传承在汉——魏—— 晋——（南朝）宋齐梁陈，而隋唐皇室皆起身北方，并不出自这条系统，所以修史改史是很有必要的，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尊崇自然也表现在了新修的《晋书》之中了。《晋书》王羲之本传的赞论即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现本的《兰亭序》文本也就堂而皇之被全文收入《晋书》了。 原先关于晋朝的史实，南齐臧荣绪曾著《晋书》一百一十卷，囊括东西晋，内容丰富全面，除此外还有多家私修晋史。而李世民以政府名义修五代史，新修《晋书》因为是太宗御撰，流传极广，臧书反而失传。 在李世民本人的喜好之下，在贞观初年的社会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