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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人事例小学作文素材 一代宗师季羡林一生精通12国语言。早年留学国外，精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季羡林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同年秋，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入校一周，季羡林就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按当时北大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当时，大学没有副教授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只有教学成绩和学术水平够格，才能升为正教授，通常需要好几年的艰苦奋斗。 刚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可谓“政务”清闲。 恰巧，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开了一门新课《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研究，汤先生是海内第一人。 早就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的季羡林，征求了汤先生同意，成了一名旁听生，一听就是一年。上课没有讲义，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做笔记，一堂不少，尽量记得详细完整。 同时，周祖谟先生在讲授中国音韵学，季羡林感到自己这方面知识也欠缺，又征求周先生同意，做了旁听生。 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还没有过，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季羡林泰然处之。他认为能者为师，何必在学问上论资排辈。 把做学问作为第一大事的季羡林，正是抱着能者为师的谦逊态度，不顾世人眼光，甘当“旁听生”。加上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勇于创新，才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 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 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拥有各种头衔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粗犷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 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这几个不是别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 公爵为了取悦这几位来宾，便非常客气地请求贝多芬为客人们演奏一曲。但贝多芬断然地拒绝了。 当公爵由请求转为要求的时候，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他一声不响，猛地推开客厅的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 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了个粉碎，并写了一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正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过无数的公爵。 然而，历史最公正，时光最无情，当这些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贝多芬却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正是它们，为贝多芬赢得了无尚的荣誉。 闻一多先生是以一个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形象传世的。 抗战开始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他的这些形象，镌刻在人们的印记中，提起闻一多，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一大把激扬的美髯，他的民族气节，他的激情四射。但是，对于闻一多先生浪漫、诙谐、幽默的一面，人们就很少提及了。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的浪漫可见一斑。 1932年秋天，闻一多先生从山东大学到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让自己的课堂诗意浪漫，他特意要求学校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亮灯的时候。他对学校说，明亮的下午是不适合读诗的，读诗要在朦胧的夜晚。 晚上，校园里灯光婆娑，教室里烛光摇曳，闻一多先生身穿一袭长衫，抱着一摞讲义飘然进门。 闻一多先生落座，但是并不马上开讲。他慢慢地从衣兜里地掏出纸烟匣，打开，然后对学生和蔼一笑说：哪位吸? 学生们哗然而笑。自然谁也不会真正去接老师客气谦让的纸烟的。 闻先生不说话，默默地自己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地吸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打着螺旋的烟雾之后，然后开讲了：“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先生长于治印，在治印中有一个著名的